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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第3页）

后来听说，这个骗子由于不安分过了度，终于在当时的黑龙江，死于大军阀万福麟之手。

不久，我又认识了胡毓坤，也曾和马占山见过一面。不过他们对我，却从未谈过关于所谓复辟的事。

后来，帝俄败残军官——白匪头子谢苗诺夫也曾到天津见过我。郑孝胥很是器重他，于是对我又来献策，说他现仍有很大潜在势力，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加以联络，将来“有事”之际，当能获得他一臂之助也未可知。我当然对这种富有蛊惑性的“远见”，是不会不言听计从的了，就把存在银行生息的六万元慷慨取出，交郑转交于谢苗诺夫之手，作为接济他伺机招兵买马帮助清朝“反把”之用。那个老白匪，自然是对这种意外的收入无有拒绝之理，不过是，自从他这次歪打正着雀跃而归之后，结果却如同大石投海，以后消息全无。

还有一次，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救济受灾人民而四处奔走的朱庆澜曾到天津来见我。我除拿出一些珍珠和不少貂皮、狐皮外，还卖了一所坐落在日本租界里的小楼房，把钱交朱充作赈济之用。郑孝胥对我的这种做法，曾表示极端地赞同。这也难怪，本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自己祖国的罹灾同胞，抱有任何真正同情，而是抱有一种不堪告人的卑鄙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沽名钓誉，而给自己将来的政治野心预先打下基础，所以才肯这样大破悭囊而毫无吝色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在当时看到报纸上登载了称赞我的“乐善好施”记事，便扬扬自得地做着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听到朱庆澜夸奖我比张学良捐助得还多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暗喜而欣然**呢？

还有一个“安福系”的小政客费玉楷，也是同刘凤池一类的人物。他也是经常拿“策动复辟”来作为混入“张园”的入门票的。我既然对于过去的刘曾做过一掷千金的所谓豪举，那么对于这次的费胖子，也当然会同样地慷慨大方，并且是予取予求，从无拒绝的了。费还时常去找我弟弟溥杰，并拉他下馆子，等等，也想利用他作为向我替他说好话的人。有一次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法术，居然把“安福系”的大头子段祺瑞领到当时英国租界戈登路我父亲的寓所里去。我和我父亲、弟弟一同和段见了面。那时我和段倒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的父亲和弟弟更都是木然坐在那里；只有费一个人，就好像是旧社会中的媒婆似的大掉其天花乱坠的广长舌，替我和段口沫乱飞地撮合了一大阵。结果是段祺瑞倚老卖老地自吹自捧一顿，并以“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作为结论。于是这次的意外会见遂告终了。

又有一次，费玉楷忽然来对我说，他已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河本大作大佐取得了联系，将对张学良的卫队进行阴谋策动，等到他们哗变以后，就可以把这一骚乱扩大起来，变成为实行复辟的武装政变等语。但这事又被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听到，纷纷对费的招谣生事加以非难，并劝我再不要见费的面。我也觉得这个胖子的随便胡搞对我不利，便一刀两断和他断绝了往来。

不料费玉楷却老羞成怒，对荣源进行威吓说：“我卖了这么大的力气，现在竟不再理睬我，我非到国民政府去控诉他——指我而言——阴谋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不可！”

荣源也未肯示弱，向他反击道：“你又何必扯这套呢？我劝你算了吧！你要知道，你给‘张园’的那份自告奋勇的亲笔信，现正握在‘皇上’手里，你控告不也是白费么！”

在这以毒攻毒的一番反驳下，费也泄了气，从此便不再来纠缠我了。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在天津的那段时期内，我固然完全失身在日本帝国的魔掌之中，但也并未断绝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眉目传情的关系。同时它们对我也还是继续着不即不离的挑逗行为。例如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军司令官以及各国总领事、领事等，也都经常和我保持着频繁交际往来。特别是英国司令官，由于庄士敦的关系，和我的交往更比较多些。像是英国的历任司令官和一般军官等，都时常和我进行酒宴酬酢。每年当“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那天，当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时，他们也曾约我前往参观。还有，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当访问我国，路过天津时，也曾特意访问过我，我也曾举行茶会招待了他，并一同摄影留念。后来，当他回国时，我还托他把我的照片带给他父亲——英国国王。不久他父亲也来信向我致谢，并经过英国驻天津领事馆把他的相片送给我。还有，每年当我生日时，英、美、法、日等各国司令官等，也都要到“张园”向我致贺。当英国国王生日时，英国司令官也曾邀我参加过他们的一次庆祝宴会。

不但英国人如此，美国司令官也曾在新年时，约我参加过他们的酒会，也曾约我参观过他们的飞机。

还有一年，当意大利驻天津军队司令官离任回国时，郑孝胥又见有机可乘，便劝我可钻这个空子给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交其带回表示一下同气相求的拉拢之忱。我遂欣然如法照办，并把我的两张照片也托其携回分送与意大利皇帝和那个墨索里尼呢。

为什么郑要这样劝我呢？

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因为郑在平日是异常钦仰墨索里尼的为人，并常常向我夸奖“墨首相”的“非凡”反动才能。认为像他那样的人，才的确够得上一个“世界上的英雄”人物。但同时他也没有忘掉自夸。他常说“他就是我的墨索里尼”。可是，我在当时也并没有对他的这种“自况”，表示过什么异议，因为我在当时，也曾把这个血腥的法西斯盗魁，看成是一个不世出的“杰物”哩。

后来，当继任的意大利司令官走马上任时，也把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给我的相片带来，作为对我的回敬。这个新司令官还锦上添花地特意招待我在他们的司令部内检阅了军队的分列式，并设宴招待了我。

从这些实例中，我那一贯不肯老实安分，经常和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的主要概略轮廓，是充分可以看出来的。我为什么能和他们相处得来？他们又为什么能那样看重我？还不是在群分类聚的原则下，彼此都在同一反动阶级立场中，各怀心意地在做着尽在不言中的互相勾搭卑鄙打算。

同时，我也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经常异口同音地呼我为“前中国皇帝”或是呼我为“满洲皇帝”以及什么“陛下”之类，所以冲昏了头脑，所以越是常常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常识以外的恭维，便越发加深了我那俨然自居的阿Q心情，于是我那“再坐一次金龙宝座”的痴心妄想，也就越发炽烈起来。我的罪恶念头，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相辅而成的作用，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一脉联系。

还有，当我未赴天津之前，罗振玉虽然也曾主张将来我可赴日本留学，但我自从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尝到寓公之乐，便又产生了安土重迁的心情。同时我的家族人等也反对我出国留学，我遂不愿再离开天津远赴日本。后来我便又想出一个“我既可以安居天津来享‘清福’，同时又可以给我培植‘人才’的一举两得的新办法”来。特别是我的“难弟”溥杰也不肯老实安分地待在家里，非要尝一尝当军阀的滋味不可，于是就决定让他和我的内弟润麒一同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学习军事技术。因此，我就替他们聘请了在天津日侨学校充当中国语教师的远山猛雄教他们日本语。当他们二人学习了约半年之后，便由我给他们拿出了旅费、学费，叫远山把他们领到日本去了。不料当时的日本士官学校方面，忽然板起脸来，以“无有地方实力者的保送”为理由，拒绝了他们投考；同时他们三人在日本东京大吃大喝了几个月，把旅费和预定的学费全部花光，最后则是由远山四处奔走，终于钻上了日本财阀大仓喜七郎的门子。在大仓“慷慨”负责了他们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的新情况下，他们就放弃了想当军阀的初衷，改入了当时日本东京的所谓“贵族学校”——“学习院”高等文科。一直到“九一八”以后，我当上了伪执政为止，他们都是在和我素昧平生的大仓财阀的帮助下，毕了业的。

我呢，不用问，当然是想把他们二人培育成能帮助我在搞不堪告人的野心工作时的股肱心膂，而他们二人呢，也都是和我一样，野心勃勃地想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育成所”——日本士官学校中，抓弄一些作恶的本领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卑鄙的罪恶企图下，做出了这段事来的。

于是溥杰便改名为“金秉藩”，润麒也更名为“郭继英”。这都是我给想出来的。若问“秉藩”二字的意义？那就是暗示在将来想要秉承着清朝末季曾国藩的遗志，而中兴清朝的意思。“继英”二字的意义则是意味着将继承明朝开国元勋沐英之后，而致力于“复我山河”的意思。

至于他们二人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则是在我当上了伪满执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不再多叙。

总之，就拿这件事来看，也可以充分看出我想要设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力给自己制造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工具的野心的。

五、“遗老”的包围

在北京清宫时，在我身旁所谓的“遗老”，主要还只是我的几位师父，并且在那时，还有自我父亲载沣以次的“王公大臣”等，分掌着小朝廷中的所谓一些权势，所以在那时，“遗老”对我的包围阵势，还未完成“合围”的局势。等我到了天津之后，我那里不但形成了“遗老清一色”的天下，并且“遗老”们也完成了对我的包围圈。这时，他们对我的影响，真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

固然说，在天津时代，那些“遗老”之流确曾包围了我，然而在那所谓的清一色局面中，他们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彼此的意见冲突和思想矛盾，并且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在他们那仅仅几个人之中，不但发生了严重宗派之别，甚至还经常发生互相诋毁和彼此倾轧的事情呢。

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瑗和景方昶，是当时在津“遗老”之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的政见是：不可轻举妄动，应以注意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要“伺机观变，静以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