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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第2页）

例如张作霖和我的“三角关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承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对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不肯忘旧，颇堪嘉许哩！进入屋内以后，我曾和他谈了半天话。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冯玉祥的令我出宫，表示了很不以为然。然后更用一种略带责怪的口气问我，在我出宫之后，他便带兵到了北京，在那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还要逃到日本公使馆去？还说，我如果愿意到“奉天”（沈阳）去住的话，他可以负责保护我，并且是异常欢迎的。他还说可以让我住在“奉天故宫”内，最后还赠给我数万元，说是为了补充我的生活费用。

张作霖

我在当时，也只能是点着头听他来说，并且也顺口搭音地对他做了一番恭维。当我告辞时，他又亲自送我出了大门。当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义形于色地对我说：

“在日本租界内，如果日本鬼子对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告诉我，我自会去对付他们！”

当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时，我更是只能含糊其词地唯唯答应而已，因为“保护”我前来的日本便衣警察就站在我的汽车门旁边，张所说的话，当然全都听到他的耳中。

当我回日本租界时，张还特意派出一些卫兵，分乘汽车护送我到了租界的边缘才回去。

后来，果然当时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有田八郎便饱含“醋意”地对我这次访问张作霖，提出了口头抗议。当然他不能从正面来责难我，只能是表示：我到“中国地”去见张作霖，他对此不能满意，并且还对准了我的弱点而威胁我说，如果今后再这样随随便便到“中国地”去，他将无法再尽“保护”之责。

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是向他道歉了事。

从这里既可看出封建思想充满脑袋的张作霖，对过去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衷心崇敬心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恨日本人和怕日本人利用我的焦灼心情。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怎样想拿我当作他们的备用“奇货”的野心，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平日居心来。他们当然不能让我还有一条能和张作霖接近的道路可走，当然不会让我有一分一秒能够回过头来看一下的空闲和机会。

至于我呢，一来是想要从当时的实力派张作霖身上，能够找出一些“奇迹”般的东西来；同时却又扭扭捏捏地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嗔恚，所以只能是，以受到张作霖三个头，来作为“末代皇帝”的一种**资料而已。在当时，我的实际心情是：既想偷嘴吃，又怕烫了嘴。

再谈一下李景林、张宗昌、毕庶澄等奉系军阀和我的一些关系。

我到天津之后不久，当地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当时任直隶督办——便来访问我，除了对冯玉祥的让我出宫加以诋毁，并着重地把叫我离开紫禁城这桩事，特别冠以“逼宫”的字样，而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他还手拍胸膛对我说：到了天津，便可一切放心，他可以对我尽保护之责。我听了这番话，当然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对他很是感激。不独他在任时期内，我们曾做了多次来往，就在他下台以后，也还曾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呢。

其次是张宗昌。不但我在天津曾和他见过多次面，就是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炸死，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残部和张学良军队开了火，在山海关附近受到了张学良和白崇禧军队的前后夹攻，张宗昌只身坐渔船逃往旅大的时候，他还使他的部下金卓（满族，“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中将）把给我的密信，用油纸包好藏在酱咸菜篓内，秘密送来天津交到我手。这固然是被称为“长腿将军”的张宗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援助，可是身为天津日本租界寓公的我，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呢？但我又不愿失去他的欢心，便由胡嗣瑗写了一封“敕诏”式的空口慰问信，交金卓带回。我固然不是说，我的那封无补实际的空头信，在当时曾起了什么作用，只是想要借此来证明一下我在当时的不肯过安分生活的实际心情而已。

还有，曾在青岛一带显耀一时的“直鲁联军系”的毕庶澄和曾继李景林之后为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并徐源泉等人，也都和我见过面。特别是毕和我更为熟悉。每当他到天津来的时候，差不多总要来看望我，我也有时约他一同吃饭，等等。有一次他还约我到他指挥下的军舰去参观……他和我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当我听到他被张宗昌枪决的时候，我还为他难过了许多日子呢。

张宗昌

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关于他的一个可笑传说来。这一传说是和“汉玉”有关的。

先说一说所谓的“汉玉”。汉玉并不是汉朝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就是曾经被装入棺中，经过长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浸蚀作用，而成为红色或土色以及黑色的旧玉，在旧社会中，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当作古董来看。

就是因为我在当时，手中尚藏有不少块汉玉，并且我也很喜欢这类东西，所以我平日不论是穿中装或是西服，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关于汉玉，过去还有一种迷信传说，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碰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出现一条裂痕，而人便可不致受伤。上面所说的那个毕庶澄就是很喜欢汉玉的，我也送过他几块。后来当他被枪毙之后，曾听到一种可笑的谣传：说他在中弹倒地之后，多时尚未断气。有人发现了他身上挂有汉玉，便悟到他没有立即断气的原因。等到把那块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

其次我想谈一谈下台军阀和失意的政客。

因为我在当时，曾始终不断做着妄想使封建清朝复辟的迷梦，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所以对解甲军人和穷途政客，做了不少勾结拉拢，因为那些人，和正在台上的人物不同。他们既可以信口开河乱说不负责任的“好听”的话，并且还可以肆行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我便可以多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自己所想听的话。尽管他们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居多，但是，我在当时却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望梅止渴，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的自我安慰。

例如奉系的下台老军阀许兰洲（过去曾是张勋的部下），就曾和我有过往来。后来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个旧部下，叫作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因为许兰洲曾向我夸奖过他的才能，所以我就先入为主地和刘亲密地结识了。不但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也表示愿为我尽力。

于是他就开始替我“尽起力”来了：他曾向我建议，叫我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四处给我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襄赞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我又怎能不吞？他既是拿这种悦耳的好话来打动我的心，我又怎能不把藏在我手中的一些人民血汗结晶，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求他替我做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像是这样的“钓鱼妙法”，他对我并不仅仅这一次，而是照方抓药地做了好几次之多。每次当他对我声明要替我“尽力”时，我总是慷慨解囊，从无吝色的。

尔后，他更逐渐把他所要“尽力”之处扩大起来，不但要东西，并且有时还张口向我要替我“尽力”的旅费。后来，他索性开门见山地对我大哭其穷。他说他家境很是“清贫”，并且是“清贫如洗”，需要我予以接济，并且是需要经常的接济。在当时，因为我的政治野心，已经到了深入膏肓的程度，所以对他的这种贪而无厌的要求，没有一样不是在“心甘情愿”的心情下，对他进行尽我可能的接济的。即使在我手中金钱异常吃紧的时候，也总是想尽办法，甚至不惜用剜肉补疮的方式来讨他的欢心。

当然，他也并未白白接受我的物质援助，也曾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的“同行”——失意军官毕翰章。这位“毕老总”也是从一开始，便沿袭了刘凤池的平日工作作风，时常以赞助复辟的甘言，来向我换取物质上的好处。后来刘凤池又进一步给我出了“高招”，教我可以给一个素昧平生的“准中国军人”——张学良部下的日本人中国军官“黄慕”送一些礼品。理由是：为了拉拢他。我在当时固然觉得这种高见未免有些过高，但由于这是出于自己身旁谋士的献策，只好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任他去做摆布。

不料那位黄慕先生居然也在收了我那份既唐突又冒昧的礼物之后，到我家中来了一次，不过他并没有和我谈到什么有关实际的问题，便寒暄而去。当然这一炮所放出的结果，又是以一颗不炸之弹而告终。

虽然，刘凤池一向并没能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我看过一次，而只是无止境地、再接再厉地光向我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虽然我也渐渐觉得这个人似乎有些蹊跷，但仍是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耐心，并没有对他露出一丝什么颜色。可是这事却被陈宝琛听到，于是便紧皱双眉苦劝我不要再搭理这个骗子，我这才下定决心和刘断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