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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第3页）

不过，在当时的成千成百的所谓“遗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们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样，他们想当“遗老”的心情和动机，也并不是能等量齐观的。概括地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是因为受了孔家店的遗毒深，在他们头脑之中，再没有一点点空隙来容纳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恰恰像是书籍中的蠹鱼一个样，完全变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例如，闻铁路而伤心、见电杆而陨涕的清末某御史；如为了争取给同治立后而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以及到了民国以后尚且在光绪陵墓处“庐墓植树”好几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们认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皇帝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外形表现是：至死不肯剃掉辫子，绝对不肯做中华民国的官……可以说是除了碰到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科学阳光，他们都是些死不回头的盲目殉教者。

还有一种，就是顽固纵然顽固，所受的儒学毒素也很深，但他们认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东西。何妨拿“遗老”之名，博取一个所谓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类的头衔。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固然在当时已显得过了时，并且也不会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实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仍是在死后“出讣文”“续家谱”时的“光荣资料”。他们不但是把那些“南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无实的老古董头衔当作是生前必争的事业，就是对于死后的“谥法”，也都是这些位老先生斤斤计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标。例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还有康有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学究们胡嗣瑗等认为康曾“得罪”过慈禧，死后不应“赐谥”，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声言要和阻挠赐谥的老头子以老拳相见。就连我的启蒙老师陈宝琛和那臭名扬溢的郑孝胥等，我都认为他们确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记得陈宝琛在七十寿辰之前，在毓庆宫给我授课时，他忽然无意中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办寿大事，同时也想起了满足自己虚荣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说：“臣生日时，就请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赐臣作寿吧！”他得到我的点头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说：“皇上在念书时，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就说：‘这两句诗恰像老师，老师过生日时，我就把这两句写成对联给老师吧！’既是皇上这样说，就请你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请皇上照着写吧！”固然在他办寿之日，他对他家中的广大贺客曾做出这样的吹嘘来，我在紫禁城内是无从听见，不过是他对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实，那么，对其他贺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郑孝胥更是如此。因为他的虚荣心比陈宝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无实的“太保”“太傅”之类作为满足的，而是以积极图谋恢复清朝封建统治，而使自己能成为“中兴功臣”为一贯梦想目标。例如，在他的出庐第一炮中，就是以怂恿我勾结吴佩孚开始的。他不但经常吹嘘他的拉拢吴佩孚之功——虽然没有什么效果——还经常居功地说，段祺瑞曾要把某部总长的椅子给他，他都没有接过来坐，只是愿意在我身边帮助我来做“恢复祖业”的“不朽事业”。

他还经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说“臣靡”年已八十余，尚能逃到有鬲氏那里，终于凭借着有鬲氏的力量，恢复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兴。好个“臣靡”，好个有鬲氏，更好个夏少康！像他这种惑乱人心的胡说八道，我在当时还认为他确有“志气”，确有“见解”，确和一般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不同，确实不辜负陈宝琛的推荐，于是也就把他认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说本领还不只此。他还经常痴人说梦般地发表他那个自画自赞式的“治国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时，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声泪俱下。例如说：“要想中国能够富强统一，首先就必先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这样才能使各外国列强在我国西北投资开发，这样才能使中国西北的无限资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将来便可以把‘中华帝国’的首都分设在北京、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这样中国的前途，真是洋洋无穷尽的了。”

所以，就在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汉奸总理之后，虽然在日寇的种种拘束压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来深藏于心的所谓“计划”，极力加以改头换面和缩小，但是什么“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样，仍然一度曾出现在伪满当时的宣言内，或是送入到他的记录唱片内而成为永久不可磨灭的铁案罪证了。

再说那个臭名仅次于郑的罗振玉，他从见到我时起，便经常不断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顽固又荒唐的一贯谬论。例如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年内战，还不是群龙无首的缘故！没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国的统一。”并且还不惜旁征博引地说：“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在它国内有了‘天皇’这个中心，有了‘明治维新’。”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拿着梦呓当真话来说，而对着我讲：“列祖列宗（指我的历代祖先而言）二百余年的‘深恩厚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现在，人心之中仍然思旧。”最后他的结论，也总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为人心所向，将来一定能够‘中兴’无疑。”

例如，陈宝琛并没有赞成我去东北来做日寇的汉奸走狗，可是郑和罗呢，则是不但赞成我往这泥坑里跳，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替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平心而论，顽固的程度、罪恶的程度，郑、罗比陈要严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于他们二人则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我现在再算一算这些遗老曾经怎样包围我的一笔总账。

在我那位陈宝琛师傅推荐了郑孝胥和罗振玉后，在当时，我确曾觉得郑、罗二人是和那些气息奄奄的遗臣不同。尤其是郑在谈天论地时的唾沫乱飞和他那擅长表演的声泪俱下的激昂态度，更是吸引了我，这就是使我对他另眼相待的一个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为小朝廷内的“总管内务大臣”，位在旧有的绍英、耆龄和宝熙以及我的岳父荣源之上。后来又添了一个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围内，还曾掀起了一场狗争食的小风波。后来在老髦圆融的所谓“陈宝琛老太傅”的居中调停下，我才把这个最不安分的郑孝胥改派为“懋勤殿行走”，同时也把罗振玉派在“南书房行走”。于是，又在陈、罗的呼朋引类下，在“南书房”除了原有袁励准和罗，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杨钟羲和王国维等人。这样，把我层层包围在中心的遗老网就形成了完全合围的新形势。一直等我到了天津，还是在这换汤不换药的包围圈中，使我过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连我后来从天津而旅顺，由旅顺而长春的汉奸生活中，也是和郑孝胥、罗振玉辈的积极“帮忙”分不开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过去，就得痛恨我过去的自己，同时，我也痛恨这帮由始至终拖我下水的万恶“遗老”。

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遗老”。那就是有一些颇有“冒牌”或是“挂名”之嫌的人了。当然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饱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辈，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时代，做过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职位的官僚。他们为了要提高在当时所谓社会上的地位，或是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当时社会上的所谓名声，甚至有的则是为了要借着过去的“探花”“状元”之类的久已过了时的空头资本，来弄些不劳而获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来和那些所谓“老牌”“名牌”货的“遗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专门练习开倒车的“遗老”园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画饼充饥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肃”之类的身后虚文，说穿了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可以作为“生荣死哀”的廉价剔庄货。还有的人则是纯粹为了吃饭的问题，不得不钻一下当时社会新旧交替、思想混乱的空子，靠着自己混来的旧社会地位，可以拿“不费之惠”的文章笔墨给人家写个许褒不许贬的墓志铭，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点个“主”，或是作一部只谈过去的书籍，等等，作为一种糊口的方法。例如，过去在北京曾以“梁疯子”闻名的梁巨川，就是为了要博得一个“清代遗士”的名儿，便写好了所谓递给当时小朝廷的“遗折”（给皇帝的遗书，在过去叫作“遗折”），而投入到积水潭内自杀身死。究竟为了什么自杀，总不得知，但在“遗折”内自称“殉清”则是事实。结果便以一条命换来了一个“文忠”的谥法。又如清末最后的一个状元刘春霖，就曾以他那过时已久的科举资格，换取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重礼厚聘，从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尝到了比过去当状元还要威风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后，他便穿上了从京剧班戏箱中找出来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制的八人官轿，在牌伞骑从等前后簇拥之下，进了杜氏宗祠，然后就用朱笔在神主牌上点了一点，于是这场“庄严隆重”的“点主”仪式便算是“礼毕如仪”。这位末代状元也就饱载而归。这岂不是由于这些“挂名”的过去头衔，而得到了“废物利用”的好处了吗？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当过几天“内务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谓“遗老”的资格，写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来作为不无小补的收入的嘛！此外，他还曾大吹大擂地宣称，说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传》（也许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纪》之内的一篇？现已记不清了），于是就把预定将要收入列传中的人物姓名发表出来，而向那些预定的“光荣人物”去索取因人而异的“润笔费”。即使预定人选中有谁死去，也不成问题，因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贤孙去信索取。只要该子或孙希望其祖或父能够“名列金史”（不仅是清史）的话，便不愁他们不把这笔“人传费”拿出来。所谓“金史”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此。

我还认为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也可以作为“遗老”之中的一些“殿军”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起的遗老作用比较小些。

现在再说一说所谓的“王公”和“大臣”。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丢了就丢了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