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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摄政王载沣（第2页）

之后，关于袁世凯的谣言四起，有人说袁世凯已经畏罪自杀，有人说袁世凯已经被载沣秘密处死。最后，军机大臣世续亲临袁世凯在北京的住所，晓以利害，软硬兼施，从袁世凯的儿子口中问出了下落，立即打电话到天津，保证袁世凯的生命安全，命令他立即回京。袁世凯见行踪暴露，更主要的是已经得到了安全保证，才返回了北京。

不久之后，罢黜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了，载沣本来想在上谕中加上这样一句话：“跋扈不臣，万难姑容。”但奕劻等人坚决反对，最后上谕宣布：“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就这样，载沣以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为理由，罢黜了袁世凯。虽然最终并没有杀掉袁世凯，但现在这样的结果还是让载沣满意的，载沣认为既然已经罢黜了袁世凯，他就不可能再威胁到儿子溥仪的皇位。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载沣对袁世凯的罢黜，让袁世凯彻底寒了心，也让众多的汉族官员及袁世凯的党羽有了危机感。当时，与袁世凯交好的军机大臣徐世昌、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段祺瑞、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冯国璋、安徽巡抚朱家宝等均手握重兵，他们纷纷支持并劝袁世凯反击。但精明的袁世凯认为目前并非合适时机，决定先回老家伺机而为。

据记载，袁世凯离开北京的时候场面十分冷清，只有段祺瑞等个别亲信前来送行，几个随从吃力地把一个很大的箱子抬上火车，当时，没人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一部在当时中国十分稀罕的无线电台，正是因为有了这部无线电台，表面上袁世凯回到河南老家每天只是悠然地垂钓，实际上却暗中掌控着时局，并伺机反击。

1910年初春，同盟会的重要首领汪精卫为了反击梁启超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远距离革命家”的嘲讽，召集了炸弹专家黄复生和喻培伦等人，决定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以此引起轰动，用鲜血来证明革命党人非“远距离革命家”。

汪精卫等人秘密来到北京后，在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汪精卫很快就制订好了计划，载沣每天上朝的路线都一样，只要把炸弹埋在载沣上朝的路上，必能得手。汪精卫把目标选在了什刹海附近的一座甘水桥。

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黄复生和喻培伦正在甘水桥下埋炸弹。安放好炸弹后，他们开始布置炸弹引线，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两人只好匆匆将所有东西埋起来，迅速躲藏。接着，他们看到有人拿着灯笼在小桥下查看。黄复生和喻培伦发觉已经没有机会取回炸弹，同时自己也有暴露的危险，便决定先行离开，第二天再来查看。

其实，当天夜里甘水桥附近出现的人影是住在附近胡同的一个居民。当时，这个居民到偏僻的甘水桥附近解手。按照当时清政府颁布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当时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胡同居民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解手。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在晃动。

由于什刹海附近居住的都是达官贵人，治安一向很好，居民的安全意识也很强，所以那个胡同居民第一时间通知了清政府官员。没几天，汪精卫等人就被清政府抓获，几人丝毫没有否认想要刺杀摄政王的事实。按照大清律法，汪精卫犯的是“谋大逆罪”，必死无疑。但当载沣主张按照大清刑律处决汪精卫等人时，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来自袁世凯的势力团体。

1910年4月的一天，袁世凯在河南老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看完电报内容后，善于投机的袁世凯马上意识到，通过这件事不仅可以拉拢革命党，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打击载沣的威望。于是，立即电报儿子袁克定全力营救汪精卫。最后，在袁克定的运作下，汪精卫并没有被杀，而是判了个终身监禁。

在与袁世凯的交锋中，载沣开始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于是，载沣开始效仿德国组建禁卫军，并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洵、载涛分别掌管海陆两军。由于载沣任人唯亲，掌权后的年轻权贵们开始出现了各立门户、结党营私的情况，使得清末的政局更加的混乱。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清政府内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1911年4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5月8日，内阁名单出来了，内阁大臣一共13人，其中满人7名，汉族4名，蒙古族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而且都位居要职。这种专权擅政的情况，即使在之前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也是未曾出现过的。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舆论纷纷指责，称之为“皇族内阁”。

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要求撤销这个皇族内阁，就连都察院的御史也上本奏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认为皇亲不宜参与内阁。但载沣一再拒绝，认为“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究其原因除了不信任汉臣而大权独揽、巩固皇权外，还因为皇室内阁这几位成员分别为各派系的首领人物，无论得罪哪派，对于载沣来说都是极为麻烦的事情。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政治统治经验，又没有统驭臣下之才，常常焦头烂额，越来越无力应付这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后来变得日益消沉，常常在军政大会上一言不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在湖北的武昌城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载沣的命运再次迎来了拐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清政府新军在武昌城打响了第一枪，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政府岌岌可危。面对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陆军大臣荫昌奉命带领满族陆军出征讨伐，但却接连失败。当时，唯一能与武昌起义军相抗衡的只有北洋新军，然而北洋新军却是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部队，只听从袁世凯的调遣，载沣、荫昌等人根本指挥不动。

●1904年4月德国太子访华，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图为庆亲王奕劻等赴德驻华使馆与德国太子合影，图中清朝官员左第二人起那桐、瞿鸿机、奕劻、伍廷芳、载沣、程遵尧、联芳，中立者为德国太子，载沣右为德国驻华公使穆默

正当载沣束手无策之时，奕劻、那桐等几个大臣联名向载沣保举袁世凯出山，那桐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袁世凯担保。平时总是温和谦逊的载沣对此大发雷霆，将那桐等人痛斥了一通。但随即他就遭遇了抵抗：那桐告老辞职，奕劻称病不朝，徐世昌一言不发。除此之外，载沣还受到来自军队的压力。在陆军实力派中，第一、第二两军统领、担任前线军事指挥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均为袁世凯的嫡系，他们两人向载沣提出“非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之后，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不顾摄政王载沣的反对，向隆裕太后进言，要求将袁世凯召回。

而此时，各国公使也在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一起向载沣施压。他们不愿意看到大清国动**，尤其是有大批贷款业务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他们急需寻找一个能够迅速平息事态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四国银行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开表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此外，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多次会见载沣，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凯。载沣虽极不情愿把袁世凯请出来，但形势所逼，他再也没有抗衡下去的勇气，只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

但袁世凯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待价而沽，拒绝出任湖广总督。十月下旬，载沣派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部下、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亲赴河南洹上，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向载沣提出六个复出条件：

一、1912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需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需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

与此同时，国内的形势再一次恶化，云南协统蔡锷宣布云南独立，之后陕西、山西又纷纷独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兰天蔚在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的影响下，发表通电，提出立即召开国会等十二项主张，否则即向北京进军。随后，他们立即调集军队，准备进入通州、南苑。看到局势如此不利，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纷纷告假，消极怠工，就连载沣的亲兄弟、军谘大臣载涛也要辞去官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也上奏辞官不做。

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1911年12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手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黜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执政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据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载沣辞去摄政王位后，回到家里便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可见，三年的监国摄政确实让载沣够伤脑筋的。

●1911年3月校阅陆军时，摄政王载沣在德胜门外校场校阅禁卫军的情况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德、奥、此、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从而结束了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268年的清朝统治。1915年，袁世凯复辟，载沣只说了两个字——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那一天，载沣在家里洒酒祭奠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

几年后，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迁往天津静园。不久，载沣也携一家老小来到天津，一家人在天津过起了隐居生活。载沣将三个子女安排到天津的耀华学校读书，为了不引起人注意，载沣还将三个子女都改名姓金，并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要低调，不要跟别人讲自己的身份，放学之后立刻回家。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很多孩子都是专车接送，载沣的孩子只能自己坐黄包车上下学。在报装住宅电话时，载沣担心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电话簿子上登记了“王公馆”几个字，商店往他家里送东西，也只知道那里是“王公馆”。

载沣每天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很少外出，尤其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经常同他有来往的只限于溥仪和有限的几家至亲。然而，载沣精心设计的隐居计划，却在一个寂静的深夜被打破了。

1931年11月的一个深夜，载沣突然听到枪响，急忙去找儿子溥仪。但是，溥仪却没在静园。次年，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溥仪被日本人扶植为伪满洲国执政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溥仪多次写信要载沣把全家都带去，并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本人也屡次到天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却一直拖着。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1934年，载沣带着儿子溥任以私人探访的名义去了一趟东北，此时他仍没有放弃劝说溥仪远离日本人。据载沣的小儿子溥任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父子三人时，载沣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别拿日本人当傻子，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打下江山让你坐。不如当个百姓算了，起码活得像个人。”但是重新当上皇帝没多久的溥仪根本听不进这些，而且执意要把载沣等家人留在长春。但是，最终载沣以绝食相要挟，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天津。

而日本人却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他们想通过控制载沣进一步控制溥仪。当时，关东军以每月一万元车马费的条件，要载沣回长春当个闲职。当时一块五毛钱可以买一袋面粉，一万元可以买将近七千袋面粉。此时的载沣尽管回到天津后坐吃山空，只能靠变卖古董维持家计，却始终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1939年，因为天津发大水，载沣带着全家人返回北京。令人意外的是，回到北京后，全家人没有迁进醇亲王府，而依照载沣的吩咐搬入王府西侧的花园内生活。他们办起一所小学，校址就设在醇亲王府的净业寺旧址，载沣出任学校董事长，小儿子溥任为校长，七妹金志坚则担任授课教员。一时，醇亲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纷纷走入这所新办的小学。

1951年，68岁的载沣在北京辞世。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他：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