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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回到了祖国02（第1页）

第六篇回到了祖国02

三、由抚顺到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之后，我们便被收容到道外的一个收容所内。据说那个地方，曾是伪满警察署经常关押反满抗日爱国人士的拘留所。当我被领进这一所楼房之后，看到了聚成正圆形、满布铁栅栏的各个监房时，便立即又倒吸了一口凉气，认为这又糟了。等到弯着身子进入到一间折扇形两边满立铁柱的房间时，跟着便“吱吜”一声关上了铁门，又上了坚牢的铁锁。我又开始感到失望了，同时又开始害起怕来，于是我就想：

这是开庭审讯的第一步啊！严厉的法律判裁不久就会临到我的头上来的！

当然这时情绪之恶劣是不问可知的了。但是没曾想到我们的学习又开始了。这时又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已开始了和平进入西藏的伟大历史进军。这时我的思想又混乱起来了：

朝鲜战争既是这样大有可虞；可是，为什么还有余力大举进军西藏呢？

同时又想：

既是这样严重地把我们关在“铁笼”之中，当然不问可知，定是要对我们进行法律处理的一个前提，可是管理所的所长、科长和各位看守员，却为什么对于我们的态度反倒日益和蔼、亲切起来？迄今为止，不但从来没有一次疾言厉色的对待，就连憎恨轻蔑的表情，也从未在他们脸上、神情上流露过一次。此外，像是医务工作者各位，不论是大夫或是护士，也都是不辞劳瘁、不怕麻烦地对我们做着详细而亲切的治疗和无微弗至的温暖照顾，哪怕是在夜间抑或星期假日，不论是谁，只要是有了病——哪怕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病，都是立即过来进行诊治，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同时看守员也是时常谆谆地嘱咐，只要号内有了病人，必须负责立时报告。有的号内因为闹的病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不愿意大惊小怪地给所方添不必要的麻烦，就没有向看守员报告，以致受到了批评。还有，凡是患有比较沉重的病时，照例都是随时入了院。有些年老的病人因为受到了这种温暖的医治，常常对人讲，如果我在家里的话，谁还能这样给我一天好几次的注射，这样辛辛苦苦地照顾我呢？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当一次又一次地映入到我的眼中，听入到我的耳中时，真是使我觉得所有这一切一切，在当时我的头脑中，是无从认识的，所以反倒使我越发觉得有些不可解，事事都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在那段时期内的心境，真是一时忽然放下了心，一时又忽然提心吊胆起来，内心的情绪总是随着一些外界的不相干的征兆，起着波浪式的变化，因而形成了时松时紧时喜时忧的状态。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就是在学习中，也同样是时常发生了摇摆不定、为学习而学习的奇妙状态。例如：

“学习”这两个字，对我根本就是生疏的。因为我自从十七岁以后，就没有做过什么为了自己的真正学习。即使也曾读破了一些书籍，那也只不过是兴之所至的一种表现而已，甚至只是偶尔涉猎一下，便算是达到了用功的目的。我觉得与其说是用了功，倒不如说是消了闲、解了闷还属确切些。特别是为什么需要学习的这一真正意义所在，我更是毫无理解。因为像这样的学习，尤其是自我改造这样的事，在过去的旧社会中，不但是未曾听到过，并且也是根本就不可能有的事情，所以我在当时，对于学习改造这件事总是得不到一些要领。

最糟糕的是，对于新书刊里面的名词，连什么“主观”“客观”“人生观”和“宇宙观”之类都不懂，更不要说什么叫作“范畴”或是什么叫作“辩证唯物”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抄而藏之或是钻牛角式的教条式学习。经常是在啃名词、求知识的狭隘范围内打圈子，至于怎样去联系实际，怎样来结合自己的罪恶等，更是一窍不通。

再加上自己的旧社会思想意识，是相当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随时随地都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落后和行动举止的不对头。因此处处都有我的绊脚石，来妨碍着自己的学习改造。例如，既根本不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更不知道怎样才叫作帮助别人和互相帮助。所以对于批评和帮助这样的事，是最感到头痛的。一听到别人对于我的批评，满心里就觉得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就是存心来和我找别扭，是故意借题打击我好来显示他自己的进步。特别是“伪皇帝”的这块过去的反动头衔，更成了我自卑的种子，觉得这个包袱大有沉重得能够压死人的样子。同时不肯也不敢帮助别人，恐怕对谁一进行批评，就会招到他的怨恨，甚至会立即遭到打击与报复。然而在当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烧纸还能引鬼，何况是烧纸去引呢？本来么，在我们这些位同犯之中，当时不论是谁，确乎都是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态度的。所以，在当时的各个监房内，像是小声的叽咕，大声的争吵，甚至无情攻讦谩骂，等等，简直是经常发生，普遍存在的现象，此起彼落，几乎到了几无宁日的地步。

在检讨时也是如此。差不多每当开会检讨时，便会由你攻击、我防御而成为“兵连祸结”的“持久战”。只要开始攻击的号命一发出，差不多便会达到不闻学习终了的铃声不休止的结果。不但是不能从检讨中来解彼此之间的疙瘩，相反地，反会使这一症节越发扩大和恶化，变成为一个彼此之间的牢固成见和感情上的公开破裂，并且关于那些经常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差不多都是属于鸡毛蒜皮一类的琐屑细事，对于带有原则性的大问题，反倒是熟视无睹地谁也不敢去碰它，因为谁也不敢衅自我开，否则这一“互不侵犯”的平衡局势一破，便会有“两败俱伤”的危险。因为彼此之间，谁也是免不了或多或少地背有涉及原则性问题的巨大包袱。

所以，尽管每天学习的时间并不能算少，可是由学习而得来的收获则并不多。总而言之，就是热心学习的时候少，应付学习的时候多，就如同为别人来学习一个样，绝不是积极主动地为了自己改造而去学习的。

对于学习既是抱有这种态度，当然是不会起劲的了，所以像在学习中间打瞌睡，在学习中间思想溜号的情形，自然是在所难免，理有固然。同时，自然也就会生出自欺欺人的当差应付现象来。例如一听到脚步响，便“振作”起精神来，表示一下我正在“积极”地学习着；一看到所方人员的影子，便从朦胧之中张开了久闭之口而大声地叫嚷着临时抓来的空虚意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尽管我在当时已经学习了相当时期之后，还是对于政府，保持有相当大的距离。

因此，在谈到自己的罪恶时，总是企图避重就轻地进行欺瞒。

例如，我对于在天津时与日寇的互相勾结只字不提，而仅仅以被日寇绑架作为一种“隐身法”，把自己甘愿上套的事情加以粉饰……这就是我当时学习改造中的所谓“实际行动”。

的确是一方面由于在所方的因时制宜领导和启示，毫无疑问是比没有开始学习以前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收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我那根深蒂固的反动封建统治者所独具的个人至上的极端利己思想，仍在我头脑中起着绝对支配的作用，所以拿那浅浅的收获和学习的分量互相对比一下，除了以“费事不小，收效不大”来做结论之外，是没有其他结语可言的。这就是我在当时的所谓学习态度。

后来，在所方工作人员的领导下，学习了“关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文件以后，这才开始对我，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这才使我能够从一片漆黑之中，看到了一缕的光明。例如，对于土地私有制下的剥削罪恶本质的学习，使我初步地认识了这一反动制度曾给几千年来的广大农民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贫困，也就是说这才是第一次使我在历史的宝镜中，照到了自己过去的真正面目。

譬如说，封建制度下的皇帝，其实质就是一个全国中最大的地主，而那些王、侯、将、相以及各级大小官吏并士绅等辈，也就是按照着他们各自的官职身份和等级，各如其分地在一级管一级，一层压一层的统治压力下，毫不留情地压在广大人民身上，就如同一座多层大塔，巍然矗立在大地上一般，而使那些被压在底下的人民群众，永无翻身之日，才算“河山永固，天子万年”！

这种新的启发、认识，在我说来，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而是曾在多少次矛盾冲突的思想斗争之后，才逐渐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就是在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认识过程中，我那“奉天承运而为天子”的一贯信念才逐渐给打破了一个缺口，于是我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坚强堡垒也随之动摇了。当时我就开始这样地想：

原来那些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之类的看法和想法，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特权，也不过是一小撮握有统治大权的统治阶级暴力集团用暴力才把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给治得“服服帖帖”，因而才能保持住他们的特殊地位！

同时，我也初步设身处地地回想了一下：

就是由于他们的暴力统治作用，他们才能够一层一层地压在广大人民的头上而过着骄奢**逸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当然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就得过那任人宰割、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了。

总之，我这时才开始认识到：这种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反动封建社会制度，根本就是在人类历史中，绝对不合理的一种人为制度。同时也认识了为什么要革命和为什么要打倒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理。

固然以上所述的各种学习，使我在思想上逐渐扭转了把人民起义看作是“犯上作乱”的反动看法，和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天命攸归”的自欺欺人看法，但是在我当时头脑中的种种旧思想，仍在占有统治的地位。既是认为压榨民脂民膏是一种罪行，可是对于在苏联时藏匿在皮箱底下的人民劳动血汗的结晶——珍宝等物，却一直隐瞒着不肯自动向政府拿出交代。我的侄子毓喦就为这事特意给我写了一个字条，劝我把那些赃物，迅速向管理所坦白登记，而我则未把毓喦这次对我的帮助向所方去反映，装出像是自动交代的样子，做了“坦白”，把藏在箱底的东西拿了出来交还人民。我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一方面想借此表示一下自己的学习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怕毓喦由于在关押中私自和我通信而致受到违反制度的惩罚；同时还害怕如果我不说，而我的侄子向所方反映了此事我又该怎么办哪？这足以说明我的极端自私自利和不肯把心交给政府、人民的反动思想，到了回国以来学习改造相当长时期之后，尚是这样浓厚地存在着，足见我是怎样顽固的了。

总而言之，就是我仍想以一手遮天的办法来企图骗取所方的信任，仍是和人民保持着极大的距离，所以才仍旧想用过去弄虚作伪长期谄媚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旧伎俩来欺骗祖国人民政府，越想越觉得自己这种极不老实的态度，不惟是卑鄙可耻达于极点，而且也是一种罪上加罪的严重犯罪行为！

这还不算。一直到了一九五四年重又回到抚顺开始检举认罪的时候，由于我的另一侄子毓嶦在检举认罪大会上当面质问了此事，我才向政府坦白了这一事实的真相。从这里越发可以明白看出：

不但我的学习改造态度一直是这样的不老实，这样的虚伪欺骗，还可以充分证明我在学习改造的长期过程中，我的思想进步是如何的迟迟不前和事事落后于其他同犯的啊！

在这里我还想自我暴露一下我曾经隐瞒过的几项罪行。

在检举认罪时，我还把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前，我为了谄谀日寇，特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鼓励他们要使伪满尽全力支援日寇抗拒苏联到底的罪行，加以隐瞒。竟歪曲说成是吉冈安直让我这样说的。还有一件，也是在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时，曾由日寇关东军指令伪傀儡政权，把最后掠夺到手的我东北人民脂血——三亿日元的人民财富，作为我逃亡日本以后的生活费用。我在检举认罪时，对于这一可耻罪恶竟只字未提，直到一九五八年在小组内做思想检查的时候，才由同犯的帮助以及自己的思想反复斗争，坦白了这一罪行。

由此可见，尽管我在所方数年如一日的人道主义温暖而耐心的启发教育下，过了多年的学习改造生活，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彻底认罪，才有自己的出路，可是却这样地一直隐瞒了多少年，这不是我理论认识和实践的严重脱节是什么？不是深负祖国人民的起死回生父母般的恩情是什么？

四、温暖照顾

在哈尔滨的几年之间，一贯使我深切感到的，就是管理所长以次全体工作人员对于我的无微弗至的照顾和仁至义尽的关怀。并且这种照顾和关怀，更是大公无私的和与严肃紧相结合的，绝不是仅只对于我是这样，而是对于全体同犯都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