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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5（第2页）

这样一来，对于北边振兴所需要的劳动力，除了一小部分由华北供给，绝大部分就是援用所谓“国民总勤劳奉公”的制度，由各伪省、市、县强化摊派、征发和用抓“浮浪者”的办法来驱使全东北人民，为帝国主义建设军用基地服劳役。特别是，把伪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大多数青壮年称为伪“国兵漏”，迫使他们去服劳役，受尽那刺刀、警棍、皮鞭的侮辱和摧残，以及饥寒交迫、伤病丛生，不亚于地狱之苦。

所有这些劳动工人和所谓“勤劳奉公队”，到各工程地以后，对于劳动工人，归把头来控制；勤劳奉公队由各该省、市、县派人去监督。不管劳动工人或勤劳奉公队，所住的都是破席棚，不仅不能遮风挡雨，而且是极端阴暗潮湿；所吃的都是腐坏掺橡子面的窝头，终日不得一饱；所穿的都是一些破麻袋片，没有鞋，冬夏都赤着脚去工作。由于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每日还得从事过度的劳动，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各工程地都没有医疗设施，患了病无处去治。并兼时常发生传染病，因而，劳动工人死亡率不断增高。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给我东北人民带来的灾害是极其悲惨的。由于这样的种种悲惨事实，到今日为止，尚能遗留在受害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刻的记忆之中。所以我在这里，只把我所闻知的一件使我最痛心最惭愧的事例暴露出来，以概其余。

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勋悄悄地告诉我说：“他亲戚金贤认识的一个人，曾被日寇捉去押赴北部‘国境’，替日寇修筑军事要塞。在完工以后，日寇为了保持这个工事的秘密，对于劳动工人实行了集体大屠杀。在这个大屠杀中残存的一个人，就是金贤认识的这一个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北边振兴所实行的对于劳动工人惨无人道的待遇，说明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奴役和屠杀。

不仅如此，更可以看到，由于北边振兴所霸占的铁路用地，道路用地、飞机用地等，抢夺了农民的土地，破坏了不少的村屯，赶走了许多的农户，使广大农民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或者被捉去充当“劳工”，而陷入饥饿死亡的绝境，这更是极为悲惨的。

3。开拓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殖民侵略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首先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向它的国内农村进攻，把大多数的农民造成赤贫，无法生活下去，使他们堕落成为无业游民，然后再将这些无业游民，按期分批移殖到我东北的领土上来。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用意是，一方面使这些被迫出国的游民，在日寇侵略军的势力范围下，也逞一逞所谓大和民族的威风，来欺负中国人，用以助长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准备供应侵略军的使用；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日本国内农村人民对于大地主和垄断农业的大资本家的不平不满。

在最初，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是采用所谓自由移民政策。这个政策是在俄日战争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满铁会社社长小村寿太郎所主持策划进行的。他在当时竟公然把我东北地方，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的计划是预定在二十年内，日本向所谓满洲移民百万人。但是，由于大多数日本的善良人民都不愿向国外做侵略活动，所以这个计划直到伪满政权成立为止，其间经过了三十多年，仅仅不到二十万日本人在我东北领土上盘踞，主要还是住在所谓满铁附属地里。这群日本人中许多是日本的无正业的无赖，时时由附属地分散到各地方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领事馆的保护，不是开日本楼（妓馆）就是卖吗啡，而且经常移动，到处乱窜，所以未能达到日本帝国主义预期的移民侵略政策。

到一九三三年，即伪满政权成立的第二年，由日寇关东军、朝鲜总督府、关东厅和满铁会社，共同合议，成立了一个“日本移民部”，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移民的一个中心组织。

在一九三四年，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政府外交大臣谢介石，签订了一个日本人“土地商租权”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才第一次正式开始向佳木斯地区七虎力移民。

原来，在旧东北时代，除了南满铁道沿线各车站的附属地里，日本人得以自由居住，在其他地方，日本人在中国是没有商租权的。虽然有些日本人私自租用土地，私下结有契约，或者是在“东洋拓植会社”以土地做抵押借款时，土地执照落在该会社手里，土地归它经营，但是不能取得中国政府的登记。

自从伪满政府成立，由我公布了“日满议定书”，承认了日本人的公私契约有效；更由于这次的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才通过所谓外交手续取得了商租权。

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移民部”的组织扩大起来，由伪满政府和“东亚劝业会社”“东洋拓植会社”共同出资一千五百万元，成立了一个所谓“移民会社”，来办理日寇移民的事务。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的移民计划，改为以在二十年内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为目标。

就这样，还未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野心，在一九三六年，又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伪满政府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又签订了一个“拓殖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于同年成立了满洲拓殖会社，由日伪双方出资五千万元，其中各半数，在伪满政府方面，是以土地作为现物出资。在这时改变了自由移民的方法，实行了所谓“集合开拓”和“集体开拓”的办法。所谓集合开拓，是由日本国内成批地移来，到伪满指定的开拓地区，分散居住。所谓集体开拓，是由日本国内集体地移到伪满指定的开拓地区，集体地居住。

在一九三七年，根据日寇政府拓务省的要求，在伪满政府实行所谓机构大改革的同时，在伪产业部增设了“开拓总局”。

伪开拓总局专为给日寇开拓移民，收买土地。在伪龙江、三江、牡丹江等六七个省里，强制收买人民的土地，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约三年期间，共强收人民土地三千余万垧，其中有农民辛勤开垦的熟地，有一百余万垧。收地的方法，是由伪开拓总局派人到现地，召集村屯长，把预定收地的地方，照该县地图，用红笔画上。凡是在红笔画的区域内的土地，告诉村屯长，从某村到某村，从某屯到某屯，都是开拓用地，限期三月以内缴照，每亩地给一分钱。如过期不缴照，即没收土地，一分钱也不给。农民却不愿缴照，因为缴照后就得离开，故土难离，农民都观望，因此，土地被没收，还是得搬家。同时，伪警对于不缴照的农民，即加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轻者监视，重者逮捕。

在这三千余万垧开拓用地上，有二十余万户，一百余万人，由于土地被抢走，遭到了流离失所，走死逃亡的悲惨灾害。

到一九三九年，在日本东京由日寇拓务省大臣小矶国昭和伪满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以及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举行了一个“日满开拓恳谈会”。由这个委员会发表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开拓三大要素，就是硬说什么“基于国防要情”“日满一体共同增产粮食”“平衡日本过剩人口”等三要素。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府，根据这三要素，又规定出开拓的基本方针，就是所谓“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达成民族协和，增强国防力量，振兴产业”等千篇一律自欺欺人的老一套鬼话，其实是要在东北地方实行喧宾夺主的侵略政策。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所谓“日满开拓恳谈会”结束以后，就在长春成立了一个所谓日满开拓委员会，作为推行日寇开拓移民的总枢纽。这个委员会，是仿效“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由委员八名和干事若干名组成的。委员中在日寇方面是指定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局总长、日本驻满大使馆参事官和满铁会社总裁担任；在伪满方面是指定由伪总务长官、伪兴农部大臣、伪外交部大臣和伪新京特别市长（临时委员）担任；干事是由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拓殖会社总裁和伪兴农部次长、伪开拓总局长等组成的。委员会在每年末，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以宴会的名义召开报告会一次。开会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做主席，由干事报告一年中的移民情况和次一年的移民人数，以及移民地点等，不到三十分钟即行了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各有关移民的特殊会社，因为特殊会社是不受伪满政府的“会社法”约束的。

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在拓务省、外务省以及对满事务局等侵略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于群马县境内的内原地方设立了一个所谓移民训练所。日寇政府用欺骗宣传的手段，把农村里的多数青壮年，纠集到这个训练所里，进行法西斯军队式的训练，并灌输所谓“八统一字”的思想。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把他们都武装起来，背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刀枪，用所谓集体开拓的办法，成批地送到我东北北部来，作为霸占土地的强盗。在当时所谓武装移民团，就是这帮东西。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开拓移民用地，除了由伪满开拓总局在北部强制收买了荒地和熟地，在南部的各省、市、县里，“开拓公社”（开拓会社的改名）也大宗地用极廉的价格强制收买了农民的耕地。特别是在沈阳、鞍山、抚顺等市郊区，以及铁路沿线，各大城市附郛，如铁岭、辽阳等地被收买去的耕地很多。

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伪满政府共同发表了一个所谓“日满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个要纲规定把开拓移民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就是所谓国境地带、山岳地带和以大工业区为中心的地带。

其中所谓国境地带，是指伪兴安北省的胪滨（即满洲里），伪黑河省的瑷珲，伪三江省的佳木斯、萝北，伪东安省的密山、虎林一带地区而言。所谓山岳地带，是指伪龙江省的嫩江、庆城、绥化，伪黑河省的龙门、孙吴，伪牡丹江省的东宁，伪东安省的密山、虎林，和伪间岛省的珲春一带地区而言。所谓工业区地带，是指沈阳、鞍山、抚顺、西安，以及临江的大栗子沟、汤原的鹤岗、密山的鸡西、牡丹江的穆棱等各工业城市和煤矿所在地而言。

日本帝国主义的开拓移民计划，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区域分划呢？主要是为了达成巩固它的殖民地政权和向外侵略的目的。它所谓的国境地带移民，就是为了要对苏联进行侵略做准备，它所谓的山岳地带移民，就是为了封锁抗日联军的活动；它所谓的工业地带移民，就是为了“保卫”工矿企业的军事生产。所以说，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移民，就是在平素里，作为镇压我东北人民并供应日寇军队粮食、蔬菜之用，一旦有战事发生，就作为侵略军的后备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的开拓移民，并不是日本人民的自愿，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强制，也就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东北来。所以，这些开拓移民到开拓地以后，都怀着享受的心理，不愿劳动。因此，他们就雇用中国农民给他们耕种。这些中国农民，正是因日寇开拓移民而丧失了自己土地的农民。现在由自耕农一变而为日寇移民的佃户，给日寇移民团当牛马，受尽了日寇开拓移民的虐待，所得的报酬非常之少，还不敢不干。因为，日寇时常以反满抗日思想不良的罪名，加在农民的身上，而使农民遭到不白之冤。农民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地做着奴隶劳动，生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境地中。

日本帝国主义在祖国东北的土地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奴役和掠夺政策，作为它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它就必然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因此，使东北人民日益贫困破产，由于贫困破产，这就给它造成了更多的贱价劳动力，达到它的奴役计划，进行残酷的奴隶主对奴隶式的奴役。以适应它掠夺战略物资的政策。所以，伪满所谓的“三大国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又由于三大国策的实行，给东北人民戴带上了无形的枷锁，在不自由的生活中残喘着，悲惨极矣。

（三）所谓铁路的委托经营和邮电事业的控制

自从一九〇四年俄日战争后，由于我的祖先清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租让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我国东北地方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港，以及由大连到长春的铁路，即所谓南满铁路。一九〇七年由日寇皇室政府和财阀投资，以占据的南满铁路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垄断组织，就是所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会社”）。这个垄断组织，自从在我东北取得了经营铁路交通事业的权利以来，就把南满铁路沿线作为它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一带的地区里，驻有日寇军队（即关东军），设有行政机构，即所谓满铁的“地方事务所”，并置有关东厅管辖的警察署等，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域。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满铁会社仅以一条南满铁路就控制了全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到事变后，由伪满政府把掠夺旧东北时代所修筑的铁路和以后掠夺的中东铁路全部委托满铁会社经营以后，它的势力范围，就更加扩大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关东军占领的旧东北时代所修筑的铁路，就移交给满铁会社接管经营。到一九三二年九月，由我公布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的细则规定，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由伪满政府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和满铁总裁林博太郎签订了一个“铁路委托经营”协定，这才算完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抢东北铁路的掩耳盗铃手续，将东北的各铁路全都正式交给满铁会社经营管理，并由这个协定规定，以后在伪满境内新建铁路的筑路权，经营管理权，也交给该会社办理。于是，满铁会社就在沈阳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局”，专管理这种委托经营和进行新建铁路的事情。在一九三四年又掠夺了中东铁路，也移交给满铁会社的铁路总局接管，作为委托经营的铁路了。

从此以后，满铁会社就在每年终向伪满政府国务院提出一个“经营管理情况和结算新筑路工程的垫款”等的书面报告。根据一九四一年的报告，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八年期间，除了扣除委托经营的各铁路每年的营业收入，伪满政府共欠满铁会社新修筑的铁路垫款达到二十亿元以上。这种垫款是在每年度结算后，即以所修的铁路作为担保，改成为伪满政府向满铁会社的借款。这种借款是年年累计增加的。并规定每年由伪满政府付给满铁会社一定数目的借款利息，这个利息，是由伪满政府每年的岁出预算中的借款项下开支的。结果这个负担，是落在全东北的人民身上。这个委托经营，实际就是由满铁会社霸占了东北的所有铁路，还得由伪满政府出资给该会社延长铁路线，也就是，由伪满政府搜括东北人民的资财作为出资，给日本帝国主义修筑铁路。

满铁会社把既有的铁路如“京奉”“大通”“四洮”“洮昂”“沈海”吉海”“吉长”“吉敦”等和新修的铁路如“图佳”“京白”“绥佳”等和南满铁路衔接起来，就大大地延长了铁路线。以沈阳为一个交通中心点，把“奉山”（由沈阳到山海关）线、“安奉”线、“沈吉”线作为三个支线，结合在南满铁路的干线上。于是，由这个中心点起，南可以通往大连，北到长春；经过“奉山线”可以通往北京和热河；经过“安奉线”可以通往朝鲜，由“沈吉线”可以到达吉林。

又以四平为一个交通中心点，分有“四梅”线，“四洮”线两个支线，也把这两个支线接连在南满铁道干线上。由这个中心，向南可以到沈阳；往北可以到长春；通过“四梅”线可以通往通化到达临江；经过“四洮”线可以通往齐齐哈尔。

又以哈尔滨为一个交通中心点，由此分出“哈长”线、“哈满”线、“哈绥”线、“哈拉”线四个支线。经过这些支线，可以通往长春、满洲里、绥芬河、拉法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