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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4（第2页）

十八、鬼把戏最后的一幕

在大栗子沟过了几天惊弓之鸟的生活之后，日本法西斯强盗终于在苏联人民红军的强大铁拳下，无条件地宣布投降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头号大战犯裕仁发表了无条件降伏的广播后，曾夸称百万神锐的关东军，便立即支离破碎地纷纷放下了侵略武器，乖乖地当了苏联军的俘虏。可是那个大势已去的吉冈安直，却还不甘心放弃他的所谓御用挂的责任，还想继续把我拽到给日本帝国主义做殉葬品的绝路上去，于是又来对我讲：叫我准备过几天向日本逃命，不过这次对我所发的命令，却内容空虚异常，结果是，日本现已降服，即使逃到日本去，日本政府对于我的生命安全，也是难负完全保护的责任。

我这时本来就六神无主地过着草木皆兵的疑惧交并生活，又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更是心乱如麻，而希望能从他的口中说出一些有抓弄的话来，可是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他蓦地变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这样的话，对我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要是挺得起腰板，还当不上大汉奸呢。不过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便是当汉奸的下场，也是帝国主义者对于失去使用价值的奴才的最后对待态度。

在这以前，吉冈还曾和最后一天的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形同去势野兽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大树已倒犹如将散猢狲一般的各伪大臣、伪参议等，无精打采地来见我。因为是尚有一幕将完而尚未演完的丑剧，须要完全演完才能散场。于是，就由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得不“拥戴”我当伪执政的老汉奸张景惠，又在这不得不“拥护”我“退位”的时势压迫下，由怀中掏出一篇早拟好的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来，叫我照章来一次最后的宣读，可是我这个奴才，就当这样地被主人正式“解雇”之际，还曾在吉冈的面前，不惜大做其卖国奴丑态说：

“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是要始终如一地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的！”

我是真个地这样热爱日寇的吗？

固然，我在那十四年的罪恶生活中，始终是日寇的一条驯顺走狗，真是呼之则摇尾而来，即叱之是也摇尾而退，但是在我内心中，也有时候对它抱有一种所谓怨恨。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在我当时的所谓怨恨并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祖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遭到了日寇的侵略损害，而只能是由于没有达到我那妄想一尝专制独裁滋味的自私自利卑鄙政治野心。还有，我所以要“怨恨”它，也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当时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地不在受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派来的大特务头子吉冈的周密监视与种种的约束，也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忠顺的奴仆，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时候”一般无二，我在当时，的确就是这样“怨恨”着日寇的。

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又充分表现了封建统治者所普遍具有的两重性格——既能骄又会谄的反动阶级本质。越当看到了日寇的没落在即，便越发疑神怕鬼地唯恐日寇对我生疑，甚至因此或将不利于我。所以，也就越发变本加厉地做出了层出不穷能够使人看着作呕的可耻丑态。

不过是，在那些使人不耐烦的连台丑剧中，也曾掺杂有一场会使人在恶心之余发出一阵笑声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伪“退位诏书”的一件内幕趣闻。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要结束它那本侵略罪恶账簿的总账，便又掩耳盗铃地替我拟出了这样一个伪“诏书”。据说，当他们在执笔起草的时候，也许是多年以来把笔运用惯的缘故罢，在该伪“诏书”中，仍然不假思索地写出了“仰承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之类的惯用套语。可是那位第一任，同时也是最末一任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却还保持着一些比较清醒的头脑，便苦笑着把“天照大神神庥”和“天皇陛下保佑”的字样，用笔给勾去了。否则，一定会在这一“退位”的伪“诏书”中，出现“在神庥保佑之下，谨此宣告退位”的名文的。

和我出台这幕丑剧的同一天，吉冈安直便来见我，吩咐我准备逃往日本。张景惠和武部六藏也装出一副猫哭老鼠的面孔来，悲天悯人似的对我讲：现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指命伪傀儡政权，把三亿日元的巨款汇往日本，充当我逃到日本后的生活费用。

在身为汉奸的我来说，这固然是出于我那位法西斯殖民地主人——日寇的对我额外“照顾”，但却仍然未能减轻我对于逃往日本后的种种忧虑不安。因为在当时最使我惴惴于心的，已经不再是皇帝不皇帝的问题，也不再是三亿元或几亿元的问题，而是拼命地在悬念着“主人既是如此，奴才将何以堪”的这一切身的问题。更因为我已经看清了日寇的命运现正面临到最后阶段，即使逃往日本，结果它还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蒋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经注定在等着我，因此，钱财反倒成为次要又次要的问题了。最主要的，就是这条命，这时已经到了有多少钱也保障不了我这条性命的时候了。

固然在当时，我对日寇的这笔毁我到底的卖命费，曾抱有上记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我仍然是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一最后的“恩赐”。请想一想看，这笔巨大的赃款，是从哪里来的？是日寇从它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吗？不是的。是从伪傀儡政权那里挤出来的吗？尤其不是的。结果是，在这三亿元的每张伪币上，张张都沾满了我东北广大人民的热汗、悲泪与通红的鲜血！

祸害了东北人民达十四年之久还不算，等到恶事做尽贼运告终的时候，还从早被敌伪压榨得无血可挤的广大人民身上，来一个最后的“卷包会”……每当我想到这里时，真是羞愧得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尤其是我对于自己的这块腐臭的疮疖，竟自在多少次思想斗争之下，总未敢向祖国人民坦白这一肮脏透骨的罪行，直到一九五八年思想检查时，才在同犯帮助之下，暴露了这件罪恶。现在扪心自问，这真是使我罪上加罪的一段可耻大罪。除了痛悔过去，痛恨自己，同时更是忘不了这毁人到底、而且是入骨三分的日本法西斯狗强盗！

十四年的帮凶报酬、出卖祖国人民的报酬，这不但是我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卖国总账中的最后一笔，也是我在精神上极感痛苦的一个大包袱。因为它不独在我前半生的末尾一瞬之间，更加重了我掠夺祖国人民的一桩罪案，还曾在我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给我添加了额外思想负担——添加了长期隐瞒罪恶的另一桩新的罪行。通盘想来，简直是无以自解，而且是无法自恕！

固然从事体的全部过程来看，似乎我在伪满末期的恶事，可以在这恶事推移经过当中告一段落，不过是，我对于日寇的余悸，在这时更和我的反动阶级本质结合起来，仍旧起着相当的“化学”作用，变为不惜对日寇的最后逢迎谄媚丑态。如果不在沈阳遭到苏联军的逮捕，我的丑态，恐怕还会多耍几次的。

例如，当吉冈对我讲“日本现在已宣告投降，美国政府也表示将维持天皇的地位和生命安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听到这番“主子固然获救，而奴仆尚在危险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便更进一步想从这生死未卜的险境中，来挽救一下自己的岌岌性命，于是就把我那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逢迎谄媚拿手精神抖擞起来，连忙双膝落地向着天蓝色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苍茫昊天大磕其头。磕了头还嫌做得不够，还在口中像白痴一般地营营嗡嗡嘟囔着说：“我感谢上天的保佑日本天皇平安无事！”我这一取瑟而歌的丑恶造作，倒曾使那个吉冈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他也连忙陪着我跪在地上，大磕其日本式的头，而同我合演了一出“敌伪叩天”的好戏。

在这里，我认为倒是可以从“孔家店”的那堆陈谷子烂芝麻中，找出一段恰好可以说明我当时实际心理作用的适当材料。那就是“……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的几句慨叹式的尖锐分析。还可以说，从这一丑到极处的超丑态中，充分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那种委曲求活的反动阶级本能来。同时也不难由此看出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汉奸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可耻末日情况。

“这就是我在伪满当时最后一次的丑态了吧？”也许有人会对我这样“关切”地问。

“不，还有呢！”我也可以这样率直地来作答。

那就是：当我在日寇的挟持下，为了要赴自己的“宗主国”日本去受那保而不护的所谓不能保险的保险，而不得不丢下重病烟瘾兼而有之，致步履维艰的婉容，也不敢不抛下茕茕无依的“孩子”——李玉琴和我的亲爱的妹妹们，以及同我相依为命、既病且老的乳母等，而在那生离死别两难逆睹的分手一刹那间，我居然还有余裕更对那帮蛀鱼般的伪宫内府汉奸职员和那批挟日寇以令伪满的伪宫内府日本人官吏等，聚精会神地做出了最后一次细腻加工的丑态。

我曾向他们表示，我在“满洲国”没有把我应做的事情做好，实在万分对不住日本“天皇”。我这次到了日本以后，也盼望你们都能在第二批中回到日本，那时我们再见吧！

说完了这篇违心又无耻的应酬词后，当我要登上供我亡命的汽车之际，我又灵机一动，更痛快淋漓地做出了一次肉麻死人、可恨死人的尾声丑态。

我竟和一个正在排队送我，向我举枪转头致最后一次军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排头兵士，突然出其不意地来了一个奇袭式的拥抱，借以充分表达我对于日寇的最后忠诚。当然这一切一切，都是为要做给吉冈看的。虽然对我那种丑态久已司空见惯的刁黠的吉冈，对于我的加工细作似乎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可是那个头脑简单的日寇炮灰，却被我感动得发出了呜咽之声。

此外，我这次从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侄子，把我在伪满当时的日记全部烧毁。因为在那些东西里面，也有不少忠顺奴仆抱怨主子的话，我怕被主人发见，所以就周周到到地把应有尽有的心劳日拙办法都想尽了。还有，在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用人，在我所住的“缉熙楼”地窖内，把我所有的记录影片和相片加以烧毁，这倒不是为了日寇，而是为了对祖国人民湮灭自己的罪证。因此，致险些把“缉熙楼”付之一炬。殊不知我的一切罪证，早已在全东北，不，早在祖国广大的人民胸臆深处，早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尝受中，存下了绝对不可能湮灭的铁一般的罪证，这种心劳日拙的徒劳办法，也只有当过汉奸的人，才能懂得和尝到的妙味。

十九、被苏联军逮捕

我就在当夜上了火车，次晨才到达通化车站，这时站上的工作员便邀请我到车站的办公室去吃早饭。不料这一殷勤招待，却触怒了吉冈，他于是就怒容满面地厉声吩咐他手下现存的唯一武装腿子——日本宪兵说：

“严厉地注意他们，今后要请皇帝下车到什么地方去之前，必须先和我商议好才行。刚才皇帝下车，就没有在事先得到我的同意。今后再这样乱七八糟地搞可绝对不行！”

当然在我这次从站内办公室出来又登上这列火车之后，便没有谁敢再来和我随便打交道了。我们这一行人就像是被运的猪羊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后的命运如何，往何处去，何时才能从这里出发。只能是呆呆坐在车厢中听候吩咐罢！于是就在呆候了几小时之后，才由吉冈宣布了向通化机场出发的临时指示。我们便又分乘了几辆小汽车，穿过通化城到了通化机场。我遂和吉冈、桥本和另一名伪“祭祀府”日本人“神官”以及我的弟弟溥杰搭乘了前头第一架日本军用的八人座小飞机。另外还有两架速度既慢、形式又陈旧不堪的民航小飞机，分载了我的三个侄子、两个妹夫、一名用人、一名医生和一名已成丧家犬的日本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