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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长春时代（第1页）

第四篇长春时代

第九章

一、百鬼昼行的所谓“新京”

自从这个长春被污染了“新京”的臭名衔以来，果然它真不愧是个鬼子和汉奸的荟萃之处，立即现出了新殖民地首府的千奇百怪景象来。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趾高气扬、横冲直撞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兵士；耀武扬威的腰挎日本军刀，足穿长筒皮靴的关东军军官；高插着有关东军特权标志的小旗，坐在汽车内不可一世的日寇法西斯将领；狐假虎威地抱着鸡犬皆仙的优越感而挺胸叠肚的日本人，满身东洋气息，嘴留仁丹胡满口日本式名词的鬼子特务和日本翻译；志得意满，官僚架子十足的傀儡政权中的卖国“新贵”；鸭步鹅行，满口诗云子曰，好像是惊蛰出土的昆虫似的封建残余古董；解开腰间皮带打人，随便开口骂人，扛着轻机枪逛窑子的伪军兵士；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见了自己同胞便横眉立目，盛气凌人的伪警察；斜挎皮盒子六轮手枪，臂缠特务符号，昂头阔步，虎视眈眈的日寇宪兵，等等。在当时的长春，从整个表面上看，简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有人皆魑魅，无处不肮脏”的幻灭地步。我举当时的几个实例来介绍一下在沦陷当时的悲惨龌龊的情况。

（1）女扮男装的川岛芳子

从来就以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和日本法西斯军官有紧密联系而臭名昭彰的前清肃亲王女儿金璧辉——川岛芳子，这时便也以日寇女特务的姿态在东北大肆活动起来。她在一起初，是以身穿马褂长袍，头戴镶有珍珠宝石瓜皮小帽的男装，以奇形怪状来大出风头，后来索性改成肩列伪将级军官的满金肩章，身穿伪满军服的男装女将了。并且还自称为司令。所到之处，总是照例要带着一群青年鬼子和汉奸以及流氓特务之类，作为她的保驾打手，而神气十足地出入于饭店、舞场之类的公众场所，真是达到了路人侧目的地步。而当时的日伪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广播等，更都把她捧得上了天，不是称她为男装的美人，便是把她描绘成为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致使在当时一些不知道她究竟底细的人，也盲目地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还有人竟自给她加上了“谜的女杰”的绰号。因此，她也就更加得意忘形起来。因为她完全是凭借着日寇的势力，对于日寇军部方面，尤其是因为她和当时的日本宪兵特务，经常保持紧密的联系，所以当时一般人即使受到她的欺侮和敲诈，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她也就越发肆行无忌起来。至于一般汉奸，则更是不敢对她稍有一些违逆的了。

在当时的这种百鬼昼行的时代中，特别是这个女怪物闹得更是厉害，因而颇有一些“耳食之流”的人物，认为她确是一个神出鬼没、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其实，说破本是不值半文钱的。只是因为她不但经常乱搞男女关系，并且还善于吹牛说谎。例如，她说曾用跳伞落到海拉尔去诱说抗日的苏炳文将军，致遭其部下枪击而弹头尚留在体内，以及教给日本某师团长骑马等的无稽之谈，来作为哗众取宠的材料，所以她的行动就越发神秘了起来。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日寇军阀尽情玩弄的、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程度的卖国女贼而已。

据说，她的结果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便被国民党军队从北京捉到南京去，在惩治卖国女间谍的罪名下，结束了她的龌龊丑恶的一生。

（2）“翊卫军”的兵士

在伪满十四年中，一直担任保护伪宫的这支武装部队，在一起初是被叫作“翊卫军”的（后来改编为伪“禁卫队”和伪“禁卫步兵团”）。名义上虽然是个军，其实在当时，也只不过是拥有约一个营内外步兵的兵力，并且还是由熙洽从吉林各伪部队内拼凑而成。据说，在乍一开到长春时，因为其中的伪军官和伪士兵都是东拉西凑而来，名符其实的乌合之众，所以军官既不认得兵，兵也认不得他们的所谓官长。因此到了长春在正式整编时，有些士兵的阶级，则完全由于自己的委派而成为当时的正规编制的。例如有些比较狡黠的伪军士，便在自己的肩头上，安上一对上士的肩章，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正式的上士，而那些比较鬼头些的伪兵，也同样是用这种自我任命的方式，得到了二级跳或是连升三级的拔擢。在站岗时，因为各排各班都同样处在杂乱无章的状态中，既没有名册，也没有工作制度和规定，所以就专靠个人的高兴和个人间的互相通融，去执行对我保卫的任务。有些狡黠的兵，为要安然做一夜的好梦，便钻到木板床下去睡大觉，或是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好隐蔽场所，于是到了换岗的时候，便得由他们的上级硬逼那些比较老实的人去替他们打补子。有的还以一顿饺子或是一碗面作为代替站岗的公平交易。于是，一些既无钱又窝囊些的人，有时就得在风雪交加的深夜里，或是在炎日当空的盛暑下，连站两三个小时的岗，也没有人前往替换，有时便不得不抛弃了所担任的岗位，回到兵房来大吵大骂。至于酗酒、赌博和打架、溜号等事，更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甚至还有一些兵士手持步枪或是扛着轻机枪时常到妓馆去寻欢取乐。有一次就有一个兵士因为受到了妓女的慢待，便开枪打死、打伤了五个人，然后就脱下军服塞在水沟内，而把武器背起一跑完事。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一九三二年伪组织乍一成立的当时，是很多的。等到日本人当了伪军官之后，逐渐掌握了伪军实权，就变成准奴隶兵营了。

（3）刘准尉的企图

在担任守卫伪宫的上记部队中，有个姓刘的准尉，因为他平日吸食鸦片，钱不够花，日本宪兵队内的特务腿子，就想利用他这一弱点，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来邀功。于是便特意寻找机会和刘接近，不料他俩结识之后，明侦暗访了多少日子，也没有发现出一些什么征候来，但这个为了自己向鬼子邀功不择手段的特务，便在寻找把柄不到的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栽赃陷害的毒计来。

有一天，他故意做出同情刘的样子说：“老弟，现在你既有这样的一口累——指吸鸦片而言——每月队里的那点薪饷是不会够的吧？不想个法子可不行啊……”

刘听了叹了一口气说：“这可又有什么法子可想？”那个特务见刘已上了钩，便更进一步做出想替他设法的样子说：“发财并不难，这就看你的胆量如何了！”

刘认为他在开玩笑，便也笑着说：“你别捣乱了，难道叫我持枪做强盗吗？”

那特务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还能调理你，叫你去干那冒险的蠢事？我对你说实话，我有一个朋友，想要寻找一张宫内府的房舍位置图样，如果你能把它弄到手，我敢保你能发一笔大财。”

刘听了吐了吐舌头说：“这样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并且那样的详图，可叫我从哪里入手啊？”

特务见他心已似乎有些动摇，于是又说：“这样的事，是神不知鬼不晓，又有什么危险可言，我敢保不让你暴露出来就是了。接着又说：你不是成天际在那里服勤务吗？只要你能画出一张可靠的草图就行，我保你能够得到一大笔外财就是了！”

于是这个求财心盛的刘准尉，便煞费苦心地画了一张伪宫概略位置的草图。那特务更同他约好，叫他在某月某日某时，把这张图秘密送到某处，交到一个届时在那里等候接图的人。并保证钱图两交，万无一失。于是这个刘准尉便如约前往，结果是在人赃俱全的事实下，被捉送到伪法院，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当然这个特务，因为破案有功，受到了相当的褒赏。

二、卖国密约——伪执政的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对待汉奸，是一贯使用放高利贷的方法来劫持他们的。首先是有效地采取了欲取先予的偷鸡撒米方针，上赶着先把钱给你送到面前，等到你要伸手去拿时，他便又会另换一副面孔，不但是毫不留情地先从其中扣去几成的所谓“利息”，还用惊人的盘剥方法去进行无止境的剥削。而这个借钱的人更是无法摆脱这种利上加利，利中滚利的反复剥削的了。于是只得干脆落到他的债务圈子内，永远也不得翻身。日寇就是用这种阴狠毒辣办法来对待我的。

当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了长春，当上了所谓伪执政后，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立即摆出债主的架子来，经过郑孝胥之手，把一张彻头彻尾的卖国密约拿到我的眼前，不但是把东北所有的矿山、港湾、航运、陆运（铁路交通）等一切的权利，罄其所有地断送到日寇之手，更从广义的方面来看，真可以说是上自天空，下至地底，完完全全都由我全盘托出，双手奉献了。同时，在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政策，以及日伪之间的所谓经济同盟。此外，如用日本人来充当伪满的最高顾问，等等。像是这种包罗万象的卖国密约，如果拿它来和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相比，那么，那个曾经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舆论斥责的“二十一条”，和我无条件承认的这个卖国密约有着天地之别呢！

本庄繁所提出的这个要求，也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正式承认我当伪满洲国执政，来提出这一带有要账式的交换条件的。而我呢，也就在患得患失、卖国求荣心理下，丧心病狂地整个答应下这一罪恶要求，以致在以后连续而来的一步紧似一步的种种卖国殃民协定，全都是从这里脱胎而出，只不过是把其中的内容从密约变成正式公约，从笼统的章句，变成为更具体的条项，从非正式的东西，变成合法化的证契而已。

像是后来在同年（一九三二年）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之间所签订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则是把上记卖国密约做了合法化的正式手续，并把它添枝加叶地具体实现了。再加上所谓的“日满共同防卫”，那更是由我首先点头承认了日寇在东北的永远驻兵权利。因此，这不仅出卖了东北人民的一切利益，而且更由于我的甘心情愿，才把这块祖国的神圣领土，双手拱献于日本法西斯强盗，任其把它当作从事疯狂侵略的军事基地，不独我东北人民在过去十四年长期呻吟在日寇的皮鞭和刺刀之下，并且还使日寇充分利用了这块军事基地，而更进一步地侵略我们整个祖国的大片国土，大量屠杀了我国的父老兄弟姐妹，终于使自己的祖国受到了一千万以上的宝贵人命牺牲和五百亿美元的严重物质损害。还不止于此，就连日寇的侵略越南、缅甸、菲律宾、爪哇以及威胁苏联的罪恶活动，也都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这块军事基地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所造成的。足见这个出卖祖国全东北人民利益的罪恶协定，真可以说是伪满十四年来一切罪恶的总出发点，而这个总出发点上的罪恶者本人就是我！

三、到长春以来的生活一斑

明明采用的是伪执政的制度，可是偏偏又有了什么伪大同的所谓年号；明明绝对不是“复辟”，可是偏偏在当时的敌伪之间，却有很多人把我称为“皇上”。诸如此类，真是一种荒诞离奇的现象。因此，就连我在当时长春伪执政府内的生活，也当然不能出乎上述的矛盾情况之外，总是有着两重或是三重的性格。

固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是承认我是个伪执政的了，可是除了公式，在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当中的某些人，也还是公然地对我以“皇上”相称。至于在那帮封建残余者之间以及在我家庭之内的小圈子里，那更是一切都要率由旧章的了。请想一想：就连当我狼狈遁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时候，以及在天津做“租界寓公”的时候，尚且没有一天丢下过“皇帝”的臭架子，何况是到了长春，当上了伪执政，尽管当时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大傀儡，但总算是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公然地摆出统治者的臭架子来，并且在那时拿我当作求差混饭对象的寄生虫豸，也比过去繁殖了不知有多少，当然在拍捧齐下的生活中，也就使我身上的“皇帝”气息越发浓厚起来。像是那些向我称臣跪拜、歌功颂德、献功邀宠以及卖身投靠等应运而生的人物，真如麻蝇聚粪一样，都纷纷围绕着我乱乱哄哄地闹着。不用说，在我那称孤道寡的生活中，是会越发增添了不少活气的。同时，也使我那以帝王自任的雄心同吹肥皂泡一般越发胀大了起来。不过是，我在当时的所谓“君主”威风仍然是被局限于在我那家庭的小范围内，只能是袍笏登场地饱尝那身为傀儡的滋味，而未能达到真正专制魔王的独裁野心。不论当傀儡汉奸，或是当专制魔王，总之，这都是背叛祖国人民和危害祖国人民的罪恶行为。

（1）我钻进新鸟笼子

在我爬上了头号汉奸——伪执政的交椅后，有一天，我忽然逸兴遄飞地想要到当时长春的唯一公园（西公园）——即现在的胜利公园去散步，于是便同我的妻子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逛公园去了。不料，我这种不告而出的举动，却惊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和警察等，他们便立刻大惊小怪地慌作一团，就在刹那之间，把这个公园完全包在严密的警戒网中。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一批的敌伪当地官吏，都一齐由四面八方向这个公园“杀”来。我看到形势不对，便急忙坐汽车回伪执政府。从此以后，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善意”的压力下，我重又收入到长春的“新鸟笼”内，除了所谓必要的正式出门，一直到八·一五为止，我从未自由地出过这只“鸟笼”一步。

（2）不揣其本地制造党羽野心

我为了蓄养我的实力，曾想出了不少“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方法，想要替自己培植出一批专为我个人效死的武装心膂股肱来，于是就干出了不少件既卑鄙可恨又愚蠢的事情来。我想先从比较远些的事例说起。

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便想起了曾经在一九一七年到北京亲身参加过张勋叛变的所谓复辟事件的张海鹏来。这时张正带兵驻扎在东北洮辽一带。恰巧这时，我的本家侄子宪原、宪基刚从日本士官学院毕业回国到天津来见我，并说他们将要往东北去投奔张海鹏。我听了认为良机莫失，便用黄绢写了一封所谓的信，信中大意是勉励他要好好地静俟时机的到来，俾能帮助我进行复辟的罪恶活动。并找出一些行贿的所谓礼品一齐交到宪原等之手，使其面交张海鹏。后来宪氏兄弟见到了张海鹏之后，便都被留在他的部队里，当上了军官。

在一九三一年，日寇甲级战犯土肥原和我做了勾搭后，又有在天津日本驻屯军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向我建议，说现在有几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留学生都在东北，我可以给他们写一封信鼓励鼓励他们，在将来能给“新国家”效劳，并说现有一个叫森赳的日本军官将赴东北，可以托他给他们带去。

我听了这种实获我心的“高见”，当然是高兴异常，便又拿出黄绢来，本着下诏书的心情，给宪原、连组、郭文林（连为善耆之孙，郭为蒙族）等写了信，叫他们伺机帮助我，并“封给他们以上校的空头军衔，还送了他们和当时蒙古贵族凌升以一些礼物，都交森赳给带去了”。

除了我在当时曾极力拉拢想拼凑一些能给自己卖命的打手，以后在伪满更想进一步培育一批自己的嫡系炮手，于是，便利用了伪执政的地位，从自己的亲属和亲信之中选出了十名自认为可靠的“可造之才”来，而把他们送入了日本士官学校里去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