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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离开了紫禁城（第2页）

这次的赴日本兵营去进行交涉联络和日本方面的“慨然应允”，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早就由罗、郑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做好事先的勾结、拉拢。例如，前文中所说的罗振玉曾勾结日本武装乘马宪兵，使之横行无忌地在我国首都内给我“寻风”，准备挑衅；郑孝胥带来日本军官和医生等，哪一样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有余？就以郑孝胥在这一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农历的十一月初三日——所作的两首诗和一段日记文来看，也就可以看出郑、罗之流的真正心情来的。

两首七言绝句的诗题为“十一月初三日奉乘兴幸日本使馆”。他还不怕麻烦地在题下加了注解：“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诗如下：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从这两首诗中，充分可以看穿这个郑孝胥，究竟是一个怎样顽固、反动和如何狂妄自负的民族叛徒来的。同时，封建统治者的一姓家奴形象，也可以从这两首诗中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他的这两首诗，用现代语言加以“意译”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

趁着黄尘滚滚的狂风，

和“皇帝”坐上一部车子。

在那飞沙走石、路少行人的街道中，

飞快地“逃”了出去。

我居然把一位“皇帝”，

用手从“龙潭虎穴”中“搭救”出来。

在那悠久绵长的过去历史中，

恐怕没有这样“动人”的“奇事”吧！

那一天的蒙古风，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共工”这个古人，

曾把天都给碰塌，

把地都给弄裂。

不要像汉刘邦那样，

在自作的《大风歌》中，

徒然地叹息着

——得不到猛士吧！

要知道：

现在还有我这个“秃头老翁”哩！

他还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了一大段自吹自捧的无耻文字。因为他的那段“佶屈聱牙”的“古文”已被潘际垌先生给译成“活灵活现”的现代语言了，我就把它抄录在下面吧：

“十一月初一，共产党散布传单和平民自治歌，又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各几万张。初二，西方报纸说，冯玉祥将要采取第三次围攻北京的行动。皇帝召我去谈话，而且叫我赶紧另找房子搬出来。初三，陈宝琛和罗振玉来，秘密地谈了一些情况。陈说：‘非常紧张！’于是我们就决定请皇帝住进德国医院。当日午饭后，我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去，在鼓楼遇见陈的马车，车上的人告诉我：‘皇帝已经到苏州胡同去啦！’这样我就赶到苏州胡同，没有见着人，因此我又到德国医院。上了楼，我看见皇帝在窗下徘徊，只有陈宝琛一个人陪着。陈对我说：‘庄士敦已经到荷兰使馆、英国使馆接洽去了；张文治也赶紧报告醇亲王去了，都还要回来的。’我就请皇帝住进日本使馆。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馆方面的人谈一谈，于是我去拜访竹本，告诉他皇帝已经出来了，就要来啦。竹本跟他们的公使芳泽谦吉一谈之后，对我说：‘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吧！’这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黄沙蔽天，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回到德国医院，恐怕用汽车不听使唤，商议请皇帝坐马车；又怕医院门前人多嘴杂，于是叫人把马车拉到后门口，一个德国人拿了钥匙跟了去开门，一个护士领着皇帝下楼，开后门，上马车。由我和一个童仆陪着皇帝乘坐。原来从德国医院到日本使馆有两条路，都有一里多长。一条是从东交民巷东口往北走，一条是往北先经过东长安街，再往南走。我大声关照马车夫道：‘再到日本使馆去！’马车夫贪图往北走的那条路近一些，于是赶着马车过了东长安街。这时皇帝吓得叫了起来：‘街上很多中国警察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可是马车正在飞快地奔驰着，已经来不及掉头。我说：‘没有多远的路，谁能知道马车里会有皇帝呢？请皇帝放心吧！’等到马车从东长安街往南拐，我又对皇帝说：‘这里已经是使馆地界了！’这样我们就进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两个日本人，把皇帝迎进日本兵营；跟着陈宝琛也来了。当我们的马车走过东长安街的时候，大风又刮起来了，飞沙走石，马车几乎都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我们在昏暗的光线下走进了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皇帝说：‘醇亲王府只知道我是去德国医院的，庄士敦、张文治一定会到医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们一声。’我于是又到医院，这时醇亲王载沣等人都已经到了那里，就请他们一同去日本使馆。来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几个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张文治去通知张作霖。于是我回家写了一封信给段，叫我的儿子郑禹亲自送去。到了夜晚，风停了，满天星斗。我的儿子郑垂、郑禹带着点心、水果到日本使馆去，献给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把他自住的三间房子，作为皇帝的寝室。这次侍候皇帝的童仆是李体育，十四岁。马车夫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龙。”

他那两首诗和这一篇日记中，处处都表现了他的一贯敌视祖国人民的反动思想意识，也充分表现了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狼狈为奸的内幕概况，还表现了他那迷信天命的顽固思想和甘为“一姓家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把我在当时的害怕祖国人民群众和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卑贱丑秽嘴脸，一齐暴露无遗。就是后来到了天津，以及最后到了东北当了汉奸后，我和他们的卖国奴嘴脸，也都是可以由此类推，看得一清二白。所以，我认为抄录上记这些东西，正可以拿它们当作一面“照妖镜”来看，可以让那副在过去见不得人的嘴脸，从这些自供中，自己把自己刻画出来。

我还认为，从我出宫的这段记述中，还可以清楚看出冯玉祥将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就拿鹿钟麟先生在当时所说的“宣统太不安分了！”这句话来说，再拿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的种种罪行来看，就足以充分证明冯将军的这一行动，是出于为民除害的本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我的确是太不安分了！

此外，从这一整个事实过程中，既可以清楚看出帝国主义者的种种阴谋诡计和那帮所谓遗老的一贯反动本质；也能够清楚看出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封建残余分子之间的一些勾勾搭搭情形；还可以看出北洋军阀和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一莲托生”本来面貌；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也可以从这些事实中约略看得出来。归根到底一句话：冯玉祥将军的这次行动，确是大快当代人心，确是能够符合我国人民大众长远利益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从抚今追昔的反躬自省中，得出来的结论。

二、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固然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爪，便想伺机抓住我，并且我也曾通过那些遗老的媒介，向他们做过一些无言的意会心照，而和他们发生了“一点通心”的“灵犀”作用。不过是我在那个时候，仍是可以“东家食、西家宿”地自由徘徊于日、英两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个身子，还没有把自己的身躯，一头倒在单方面的怀里，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还得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相当的距离。例如，在我尚未决定赴日本公使馆以前，芳泽谦吉曾装模作样地对郑孝胥表示过：“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吧！”像是这样的语气，可见他们那时对于我，还只是第一步想要把我当作他们“药笼”中的“预备物品”，所以还得做出表面上的遮遮盖盖。如果是从芳泽的语气中去做分析，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满心期望着我能够投到日本公使馆里去，但为了要在表面上站稳日帝在国际外交上的立场，所以才故意扭扭捏捏地说出“让你自己决定行止”的话来，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擅长的狡猾外交辞令。他们是唯恐我国不乱的，所以才有缝就钻地尽量施行他们对民族感情的挑拨离间奸策，甚至还公然物色、培育和收容我国的一切反动分子，以供他们在将来所谓必要时选择与利用。例如，当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还曾亲眼看到曹锟的心腹王毓芝（兰亭）就在日本的“保护”下，过着亡命政客的使馆寄生生活，而这仅是我所能看到的一个例子而已。至于在所谓公使馆界内、租界区域内和“附属地”内专门做“寓公”的人，在当时真是指不胜屈，到处皆是。总之，这些帝国主义在我国内的势力圈子，正是形成了一连片藏垢纳污的大大小小“逋逃薮”。从这些历史废物垃圾箱中，经常放出种种的毒素来毒害自己的祖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地利用他们在我国的特殊权力，来搜罗、制造一批批能供他们驱策的利用工具。而我则是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罗网地滚到他们的魔掌中来。从此，我不但开始变成了他们所豢饲的“笼中鸟”和任其宰割烹调的“俎上肉”，并且还愈陷愈深地成为罪恶泥沼中的“中心人物”。古来曾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民族谚语，我就是在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马失前蹄”的。以下我想从我的这一初入“魔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