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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3页）

迷信并不能专怪太监的愚昧无知，而是应该恨那假神欺众的狡猾统治者。

（2）我怕雷的故事

我在小的时候最怕打雷。每当闪电耀眼、疾雷震耳的时候，我便会想起那长着尖尖的鸟嘴、双手分拿一锤一凿、背生双翅的“雷公”和那手执双镜闪闪发光的“电母”来。再加上每当雷电交加的时候，那些不知趣的太监，照例总是要说出那套“红闪照妖精，白闪照人心”的煞风景的成语来。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这样言之无心的照例谈话材料中，是蕴藏有对我吓唬的成分在内，使我不由得就会联想到那幅坏人遭雷殛的画面来，立刻就会在我面前浮映出一个直挺挺跪在大雨滂沱的地面上，从浓云中射出一道白色光，直指向他或她的头顶的画面。同时在他们身上，还照例要现出几个大字，如不孝逆子或是不孝翁姑之类。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应遭雷劈的坏人，但我却是害着怕。害怕到了极点的结果就是，每逢雷轰电闪到了相当厉害的时候，我便会出于本能钻入床帐之内，蜷伏避雷。我也曾听到太监说，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我有相怜的同病。不过是每逢打雷的时候，他倒是比我勇敢些。因为他不是消极地钻到床幔中去躲避，而是积极地率领着一帮太监，一齐敲锣打鼓来遮混这种“可怕”的雷声。

这固然仅是我孩童时代的一件个人小事，不过，若从我那继父也曾怕雷的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专制君主大抵胆小，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为什么和我差不多同年岁的一般小孩子，却都不这样怕雷？我认为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家庭中的父母，既不会在他们孩子的提议之下，全家都一齐来敲锣打鼓，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钻到被窝内避雷而不加以说服和制止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是怎样没有普通人的一般常识。同时还可以看出，我的迷信思想，确是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才会在我的整个前半生中，曾起了不少恨煞人的作用和笑死人的滑稽丑态。

在我妻子婉容曾住过的储秀宫庭院中，陈列有一排铜制的鹤鹿之类。在左边一只铜鹿的后脚上，有一块不是很深的凹形击痕，并在凹痕之中积有略带赤红色的锈。而宫中的太监也许是只知道铜锈是绿色的，而不知道合金的铜（当时呼作风磨铜）偶尔会产生含铁性红锈的道理吧，所以就少见多怪地望风捕影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这只铜鹿也随着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却被乾隆给射了一箭，正中后腿，于是这只自讨无趣的铜鹿，便又无精打采地跑回储秀宫原处来了。不用问，它那后肢上的凹痕，当然会被说成是箭创，而那红锈也当然就是所谓的血迹的了。

其次，是又一个所谓的神话，那就是在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松树附近壁上有乾隆亲笔题的《咏盖松》的诗。不料那些文盲的太监便又以讹传讹地编出神话来了。当然他们一提起乾隆来，除了下江南，就没有别的话题了，于是仍以下江南为题，借题发挥道：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这棵伞松也去保驾，它就在一路之上，跟在后面拿着伞一般的阴影给乾隆爷遮着太阳。所以乾隆爷在回来之后，便把这段神松保驾的事写到墙上了。这就是神松也在讨封哪！

其实只要是个识字的人，一看到墙上的诗句，便会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神松在讨封，更不是这株老松曾到过江南去溜须拍马，只是它长得亭亭如盖，颇为古秀，致引起乾隆的诗兴而已。

还有，我在幼时所住的长春宫西厢房台阶左边，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枕。据太监说：该宫西南墙外中正殿房檐有四条金光耀眼的金属制的龙，其中的一条时常在夜间到长春宫院中的大铜缸内喝水。也不知道是在哪代皇帝的时候，人们用铁钉把那条龙钉在房檐上，并制造了一个石枕以为镇妖之用。从此这条龙便再也不能下来喝水了。并把那个石枕叫作“龙枕”。

更有一段关于皇帝帽子上的珍珠的神话。据说，这颗珍珠，是乾隆曾在圆明园一条小河旁夜间散步，忽见河内发出火光，便用鸟枪向发光处打去，不料打中了一个大蛤蜊，把它剖开一看，发现了这颗大珠，于是就把它当作自己帽子上的顶珠。据说，这颗珠子时常不翼而飞，更时常回到原处。后来经过高明人的指点，说这乃是一颗通灵的宝珠，所以才能这样地来去自如。并建议如果在珠下部钻一个细孔，它便不能随意忽隐忽现了。照法施行之后，果然这颗珍珠便老老实实地做了皇帝帽子上的顶珠，一直传到我在伪满垮台时，逃到大栗子沟把它失落为止。

其次，是在宫中御花园内供有真武大帝的钦安殿后西北角台阶上，经常放有一块砖，如果是把它揭开一看，便可以看到该处阶石上有一个几寸深的脚印。太监们对此又有了一种传说：说是在乾隆某年，乾清宫曾失过一次火，这时，这位真武大帝便显圣了。只见他从殿中走出来，就站在这个地方，向着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立时那猛烈的火焰便消灭了。这个足迹就是在他救火的时候，留下来的遗迹。在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当然不用说，是完全相信的。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忽觉身体不舒服。我那里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便拿来了一颗紫红色的药锭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这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神仙给他的仙药，叫作长生不老丹。我听了大喜，不觉在我脑子里又把那二十四孝的幻影浮现出来，于是就把那药拿到四太妃处，请她们也分尝一些仙药，便都可以长生不老。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那个制造美谈的张谦和，利用他走在前面给我开路的机会，预先把这仙药的来历告诉她们，所以当我以仙药奉母时，她们都对我这个孝心，表示了异常高兴。当然，我更是心满意足的了。

不料过了一些时候，我手上偶然长了一个小疮，便由御药房取来一种药研来涂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所谓的长生不老仙药，而现在则是以一种普通的紫金锭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尽管这出仙药的幻术，已经当众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尽管我对于仙药变为普通紫金锭的这一事实，也曾多多少少地感到了一些幻灭的悲哀，但是这并未能减少我对神仙的迷信，依然是看破虽然看破，迷信我自迷之。

在这里，我还想叙述我对上记各项回忆的一些感想。

从以上各项中，就可以知道我从幼时起，就是在这样充满迷信空气的宫廷中成长起来的。还可以由此看出，宫中的迷信性质，还和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迷信不同。因为在宫中的迷信中，总是含有一种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罪恶性。像是所谓的殿神、所谓的铜鹿和伞松的保驾以及什么皇帝帽子上的珍珠或是“真武显圣”之类，哪一样不是为了要把皇帝给绝对神圣化起来，哪一样不是要把专制帝王渲染美化成为一个有“百灵相助的圣天子”？要不然为什么在当时的宫中，不以太监们为造谣生事或妖言惑众而居然容许这种拍捧式的神话流传到多少年代，最终竟达到畅言无忌的程度呢？足见这类的迷信，对于统治者是有益处的。也就和反动统治者禁止进步性的字刊而提倡培养奴化思想的《施公案》《彭公案》等奴化小说一个样，是别有一种用心之处的。

我就是从幼年便相信了这种带有毒素的一连串鬼话，才使我把这迷信思想和“敬天法祖”思想以及政治上的自私野心等都结合到一起，所以久而久之这些便都汇集成为一种引我走上了无穷罪恶道路的综合推动力。

就是由于我在幼时，便把迷信的根基巩固起来，所以在我长大以后，便对于看相、算命、求签、卜卦等迷信的事情，无不盲信到令人失笑的地步。不过是，在我说来，则是一出“笑不得的悲剧”。因为，其中是含有毁灭性的成分和罪恶性的因素的。

不但陈宝琛一人如此，就是那位梁老师，他也是一个扶乩的迷信者；我的岳父荣源更是一个扶乩和“推背图”的专家；就连我那朱老师也是迷信“天眼通”的知名之士……不但在北京时，我的周围环境是这样，就是到了天津之后，也是时常有“卍字会”会中的基干分子，如下野的军阀许兰洲、苏锡麟辈都曾向我鼓吹过老祖的灵验和乩坛的神妙。此外，还有自称把《大悲咒》念到“八神”的时候，自己的眉毛便会发光的前清旧军官赵月修，也曾和我有过往来。此外，还听到许兰洲所讲的，人向空中和狐仙讲话的鬼话，等等。就是从天津到了东北之后，这种迷信的空气，还是依然笼罩在我的身边。例如，当那位眉能放光的赵月修，在到了长春，经过我的实际考验（方法是熄灭电灯使其念《大悲咒》，最终眉毛未能放光）后，看破了他的“道行”。但我在当时仍认为他是体弱年老，并未敢立即诽经谤道。还有在伪宫内府当过处长的商衍瀛和当过伪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等，也是经常把红卍字会的事向我介绍。并说老祖还赐给我一个法名叫作“一人”；并且加我以“九锡”之礼；且命令我须“奉行天道”。当然，我对这种神宠是恭敬而欣喜地接受了。他们还把老祖的乩语拿来给我看。反正在当时，在我手中有不少由叛国投敌得来的人民膏血，我便拿出一些来作为布施……我就是这样在迷信的**之中，度过了我的前半生。就是当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敌伪纷纷逃窜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忘掉我那本《未来预知术》小书。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之后，我还曾在六神无主的时光里，经常以“未来预知术”来卜问不可预知的未来哩！

不但如此，就当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也还是可听到从我住的房间中，流出哗啦哗啦的金钱摇卦声。

不过是，我在卜卦时，也有一个自欺兼**的独得妙诀，那就是不得吉卦决不罢休。尽管摇得不吉的卦，只要向空磕几个头重新另摇，迟早总会得到吉卦。我就是这样对待着我的未来的。

真是，自从回到祖国之后，我才放下了随我几十年之久的“**良伴”；自从经过学习再学习的阶段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真正未来。

唯有祖国人民，唯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把我从无穷罪恶深渊中拉上来，同时，也给我扯下了蒙住我双眼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蒙眼纱，使我既能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恶，也认识了曾和罪恶同栖共生的迷信思想。因为现在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现在的“未来预知术”已不再是那本坑害我过去前半生的迷信小册子，只有在认罪的基础上来悔恨过去，争取现在和将来，才是我的真正未来预知术！

据说满族在关外时，一般的信仰是祖先、佛、关羽以及观音菩萨。到了北京之后，便逐渐把信仰也复杂化起来。不过是从其中仍可以看出一部分过去的民族固有色彩。例如，“神杆”“王爹爹和王妈妈”以及祭神等就是如此。

什么是“神杆”？“神杆”一般又把它叫作“祖宗杆子”。不但是在清代宫中有这种“神杆”的遗物，就是在各王公府第，以及满族一般住宅内，也都是在自己祭祖先的房外庭中右侧，竖立一根长枪形的木杆，在枪头状的物体下面，有一个方形像是量谷物的升那样乩东西，其中放有杂谷之类，据说是为了要使乌鸦和喜鹊来吃。对于“神杆”，一般都认为是极其神圣的东西，就连它映在地面上的影子，也是绝对不许任何人用脚去踩。至于喂乌鸦喜鹊的由来，据说，是爱新觉罗氏的某代祖先中，有个叫樊查的人，大约也是像后来所谓的各民族部落间打冤家的缘故吧，樊查就只身一人从敌人围攻中脱出，在敌人追击之下，正在无路可逃时，忽然有一只鸦鹊之类的鸟，立在他的头上，敌人以为是棵橘树，便没有到这里来搜寻，于是樊查才脱了险。“神杆”上面盛谷物的升，就是为了放入谷物来报答救命鸟的恩德。并且满族人从来都对乌鸦和喜鹊不加伤害，据说也是这个缘故。

至于“王爹爹、王妈妈”的问题，当然在一起初，是有一种纪念意义的。不过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加上形成了封建王朝之后，百事都日渐形式化、偶像化，所以把当初的本来意义都湮没下去。但是，后世子孙在富贵生活中，把祭祀祖先这种事情，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起来，只知因袭旧例，照章行事，而在恭敬有余实质不问的悠久岁月中，致把长年祭祀的对象也都弄不清楚，纯粹成为一种盲目的祭奠和不知所谓的虚礼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于过去在宫中每日必祭的对象，竟会不知其为何许人，更根本不知道要祭祀它的道理，只是照例虚应故事地向它磕几个头便算完事。

现在只就我关于此事的所闻，记述于下。

有人说，在清代宫中以及各王公府第中，和自己祖先一并祭祀的两个布质男女偶像，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皇后。一般所谓的“王爹爹和王妈妈”，就是“万历爹爹和万历妈妈”的一种音讹。

还有一种说法：在明末，有一对住在东北的姓王的老夫妇，因为对于曾被明朝将军李成梁掳去养马的清代祖先努尔哈赤（清太祖）有过好处——经常照顾他，最后还帮助他脱走——所以在清朝统治势力成功之后，为了纪念他们，为了永远不忘他们的恩德，所以就在后世子子孙孙祭供祖先的地方西墙上，也把“王爹爹和王妈妈”的偶像挂起，一直经过二百余年。

现在再谈一下宫中祭祀祖先时的概略情形。

按照清宫中的传统习惯，不但逢年遇节要祭祀奉先殿和寿皇殿，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甚至是每天都得举行繁简不同的祭祀仪式。

在乾清宫后面的坤宁宫，就是宫中专门祭祀神佛和远代祖先的地方。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除了历代皇帝、皇后的忌辰（死的日子），每天都得杀一口猪来致祭。在那里有“萨满”（女巫）数十名，其中最高级的叫作“萨满太太”。在皇帝亲往致祭之前，首先，由她们在神前用满族语言做祈祷。当我的轿子走上了坤宁宫前方交泰殿的台阶时，在坤宁宫专门担任祭神的太监，便用手在坤宁宫的纸窗上连打三下，这时，坐在屋中地上的二十余名太监，便一面弹着弦子，一面从口中连续不断地喊出噢、噢的声音来。当我走进屋中时，另有两名太监把一口活猪抬到屋内中央，更由两名萨满把白酒灌入猪耳朵内。当猪把头摆动的时候，据说，这就是“神佛”已接受到祭品的一种表示。这还有名堂呢，叫作“领牲”。“领牲”之后，才把猪抬走下锅。这时弦子的声音戛然止住，我便跪在神前，等“萨满太太”再念一遍满族语言的祈祷文之后，我就向上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退出。

我还听说，过去在祭神以后，还有“吃神肉”（祭肉，也叫“福肉”）的仪式。这时太后和皇帝分坐在屋内的南北两炕上，各在面前放一小桌，上置割肉小刀和筷箸并食盐、大米饭等。王公等跪在地上，在他们面前，也放有刀、箸、盐和米饭。吃肉时，是把各自面前的大块白煮肉，自己用小刀割下来蘸盐来吃。这时皇帝须和一名宗室王公，在太后前带头跳一种满族古式的舞——“喜起舞”。音乐是用一支箭在簸箕上划出一种音节来伴舞。皇帝跳完后，各王公便依次二人二人地起来跳舞。据说这种舞，是古代满族在祭祀时或是在战争胜利时表示欢欣鼓舞的一种民族传统舞法，很有原始时代的纯朴风味。不过是，到了后来，这种大家同欢的民族跳舞却在君臣上下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完全变成了封建宫廷专用的东西。参加这种仪式的人，只能是，在品级礼制的束缚下，一个一个规规矩矩、不言不笑地跳着，高踞上位的太后和皇帝也只是正襟危坐、心不在焉地在观赏。真正的民族气氛，真正的同欢共苦的团结精神，在这时，早已变成为徒具形式的无聊礼节。吃肉是一种形式上的吃，跳舞和观舞也成为貌合神离的点缀品了。

四、我的“敬天法祖”思想

在清朝所谓家法中，首先被列入皇帝所必须奉为最重要信条的，就是“敬天法祖”四个大字。固然在这四个字后面，还有“勤政爱民”四个大字在跟着。不过这后边四个字只能作为装饰门面的东西而已。因为，在历代皇帝的阶级本质中，是根本找不到“勤政爱民”四个字的踪影的。

在古代，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无法探知宇宙的秘密，所以，人们对于风云雷雨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作用，都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崇敬恐惧的心理。因此，封建统治者就利用这个虚无缥缈的天，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既可利用天的神秘来吓唬一般人，同时还可以利用它来神化自己的存在，于是“敬天”这两个字，就成为专制统治者骗人的好工具了。一来可以表示这个所谓的“天子”，就是由于受到了“天命”，所以才拿“天之元子”的资格，公然骑在人民的头上。其次，则是为了把封建统治势力的宝塔式层层压力作用，能够尽量地发挥出来，所以就拿对自己毫无压力可言的“天”，压在自己头上，而制造出“父天母地”的一套幻想来。然后更利用什么“爱民如子”或是什么“子庶民也”之类的骗人谎话，制造出一套“天地君亲师”的“纲常名教”无形桎梏。就利用这种由下及上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密网，笼罩住整个当时社会，因而借以建立和维持唯我独尊的专制统治地位。

至于“法祖”这件事，也是有着与“敬天”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为了维系封建统治者“一姓永久尊荣”，就非把“法祖”这个铁帽子，狠狠扣在自己的后代子孙头上不可。以我为例，我就是在那“法祖”空气最浓厚的清宫中，头脑完全弄得昏天黑地的。例如，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中央，就有一个皇帝通常召见文武大臣的“宝座”；在后面屏风上有乾隆亲笔的“御制诗”；上面还高悬着雍正亲笔的“中正仁和”大匾额；在左右两边紫檀木大案上，整整齐齐堆放着历代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所谓“圣训”，在西暖阁的西墙上，还挂有一幅全国各省文武官员的职名表。固然这已是时过境迁、等于明日黄花的一种装饰品，但是在当时，却是仍旧有使人感到一种“家天下”的威风。

在读书时更不用说，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什么“慎终追远”，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以及“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和“无忝尔所生”之类，处处都是和清朝“家法”中所俨然揭出的“敬天法祖”思想可以互相为用的。在毓庆宫我读书之处的西墙上，就有醇贤亲王奕譞写给光绪的一幅占满多半墙的字，头一句就是“谨以家法敬临民”的字样。可以说在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敬天法祖”的座右铭。在这种有形的耳濡目染、无形的潜移默化下，又怎能不把我弄得习与性成而五体投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