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一章（第2页）

固然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为了怕死而愿意留住在苏联，而那帮伪大臣呢？他们也同样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认为他们的罪恶比较小，或者不至于回到国内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所以又产生了另一种看法来。那就是他们认为回国以后，不但不会有性命之忧，甚至还可以借着他们自己认为的“声望地位”，说不定还可以钻着“国共矛盾”的空子，能够捞一把也未可知，于是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三人便代表着这帮伪大臣全体的意见，要求我向苏联当局替他们说说情，快些把他们放回去。不但我对于渥罗阔夫中校曾先后两次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就是他们自身也曾在临离赤塔之前，于赤塔市卫戍司令官的晚餐招待会上，纷纷表示了愿意早得释放回国的心情。当然是苏联当局对于自我以次的这帮汉奸的利害不同而愿望各异的意见，认为是一丘之貉般同样肮脏的东西。既是我的请求永住在苏联是个不屑作答的龌龊事，当然对于他们的“别具慧心”的请求回国，也同样是得不到人家理睬的。

这就是这帮汉奸由于自己的利害不同，而产生出来的不同意见。尽管反动本质——为了自己不顾其他的阶级本性，是同出一源的货色，可是在实际表现上则发生了两个绝对相对的愿望与要求，我认为这件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当反动统治者失败了的时候，在外形上是见不出他的本性来的。

那位渥罗阔夫中校，平日对于我们，当然是在阶级感情方面，把是非爱憎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于这帮伪满的汉奸傀儡，即在他言谈中，也能充分看出了这一点来。但是在对于我个人和这帮伪大臣则是极鲜明地表现出对事不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温暖情谊。例如，替我们准备各人的房间，布置家具，供给我们娱乐用的苏联棋、苏联牌以及钢琴之类，还经常拿来各种的酒菜罐头、糖果等物特别地招待我，还有时带着我们到附近的高峰丛林中去散步，等等。真像是待客那样地招待我们，使我在这段时期中，没有感到过什么不舒服不愉快的地方。特别是他那种豪迈诚恳公平无私的态度、作风，自然使我会对于他生出一种信赖的心情。

二、红河子

到了十月初，赤塔早就变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但是自从我们到了赤塔第二天的各个房间内，便都在早晚烧起了俄国式的火墙，一直在过着室暖如春的生活。到了十月底，渥罗阔夫中校就对我们宣布说：将要把你们送到离中国近的地方伯力地区去。于是我们这一行人，便又坐上了苏联当局特给准备的特别软席带各个单间的列车，携带着极其丰富的旅途食品，前往伯力。渥罗阔夫中校还亲自送我们一直到了伯力市郊避暑别庄地带的红河子，把我们交到当地负责人员手中，才殷勤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和我的侄子们，都情不自禁地和他做了拥抱。

在这个红河子我们所住的房舍，是一所背临乌苏里江江汊子的避暑风景地区。从我们所住的楼上，就可以在夏天远眺那在浩**烟波之间，参差纵横张开绿荫遮盖的群柳，以及翱翔在沙洲之畔往来于金波碧浪之中的钓艇和渡船。还时常可以听到悦耳的黄鹂和苏联青年男女的手风琴和歌声的抑扬合唱。每当明月当空，暮江如练的时候，还可以使人在那江风徐来的楼栏旁，去领略一下饱含诗意的境界。就是到了严冬的时候，也经常在那皑皑无垠、一望坦平的冰雪上去散步。我虽然不会滑冰，但也可以踏着积雪的地方缓步游览。这种生活，不但我在北京时，未曾遇到过，就是在天津以及长春时也是从未领略过的。特别是在夏天时，到江中去洗澡的快味，更是我平生未曾尝到的一个难忘的回忆！

在当时我也曾自己怀疑过：

这就是拘押生活吗？这就是苏联对于我的拘留吗？

在这里负责管理我们一切事务的是一位青年的少校，名叫节尼索夫。他虽然因为兼任着伯力市内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专门收容日伪A级战犯的一个收容所所长，不能经常住在红河子，但也时常到这里来看望我们。特别是到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或是新年的时候，还有时从市内带来酒糖果和种种的饭菜招待我们。日常对于我们的待遇，也是和在赤塔时差不多，后来还有一名中国人给我们做菜饭哩！

不过是，在这里担任屋中院内清洁整理和一切日常生活杂项工作的，已不是苏联的姑娘，而是十名内外的伪满俘虏——大多数为伪满兵士和伪警察等，所以在这里的生活环境，日常空气，便不能像在赤塔时那样的宁谧平静了。例如，有的俘虏则对苏联当局有不平不满；有的甚至和苏联士兵动手打架；有的则企图夺船脱逃；也有的则居然在江边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据说是一个姓董的中将，是为了交涉引渡我们而赴苏联的——私通了声气，致被苏联当局查知，因而对他们分别做了讯问和调动；还有的则装出“跳大神”的样子，来迷惑那些专门盼望回家的人……真是奇形怪状，笔难尽述。

在这里，不但有苏联的报纸经常可以看到，并且还有中文的“实话报”经常拿来给我看。此外，苏联当局还时常地把日帝关东军俘虏在苏联所刊行的日文报纸送给我们看。因此，我对于国际国内的重要事项能随时知道。

不过是在当时，尽管有这样的人道主义温暖好环境，然而我对于祖国正在进行着的人民解放战争，却是一向漠不关心。因为在当时，我对于共产党和蒋记反动国民党同样都是没有什么认识，当时使我最关心的问题，只是自己前途一点而已。我曾认为无论是共产党或是反动国民党谁战胜了谁，反正对我都是没有什么好处，只要我一回到祖国，不问可知，都是对于我绝对不利的。由此而得出结论是：

“唯有留住苏联，才是我唯一平安的道路。”

这种只顾自己不计其他的想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从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而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一身，至于祖国的前途如何，祖国人民命运如何，在我当时眼中看来，都是漠然不足以关心的东西。

还有在苏联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苏联当局也是本着启发我挽救我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想由渐而入地使我以次的这一帮大大小小寄生虫中比较年轻些的分子，能够从事于自己生活环境内的轻微劳动，如刷饰屋宇，除草栽花之类的工作——当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劳动，不过是在我这寄生虫成习的眼中看来，那些不足称为劳动的劳动简直是一种“苦役”了——因此，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在这种由浅入深的善诱善导下，逐渐地改变了一些一贯轻视劳动避忌劳动的旧思想观念，而渐渐地干起收容所小农场的耕种收获工作来了。可是我呢？虽然也同样受到了这样温暖耐心的启发，但仍是由于自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茶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旧习性，仍然是轻视着劳动和过着酷使自己带去的侄子和用人的奉尊处优不劳而食的生活。总之，我在那个时候，成套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和扎根极深的“人上人”习惯，还是完全在支配着我的日常语言行动。所以，像是请求留在苏联，而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及随时随地竭力替自己的罪行打掩护，并种种数不过来的欺人自欺的心劳日拙行为，等等，就整个概括了我在苏联那几年的生活全部过程。

在这段时期内，我还把携往苏联的一些民脂民膏——由伪满带去的封建统治者的贼赃，珠玉宝石之类，献给苏联。但是这一“捐献”的动机是不纯的，是要想借此买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而把其中好一部分的东西悄悄藏到皮匣箱底，以备日后在苏生活之需。但对于在箱底藏纳不下的东西——许多珍珠，穷于处置，于是就在我弟弟的“深谋远虑”建议下，把这些无法藏匿的余赃珠子使我侄子投入火墙炉中烧毁掉。像是这种献纳动机不纯和毁坏人民财产的罪恶行为，以及隐匿余赃的欺骗行动，从今日回想起来，不仅觉得脸上发热，而且是又一次加重了罪行。

此外，我在当时，还曾费了不少日子，每天从红河子到伯力市内苏联的内务局去，暴露了不少日寇在伪满十几年来的重大罪行。固然在当时，对于自己应负的罪责做了不少的推诿逃避，但总的说来，那些日子的揭发和暴露，也是曾给我后来到日本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证——为和日本法西斯战犯首魁的当面对质提供了条件并开辟了道路的。因此，我认为对我说来，确是一种值得感到痛快的事情。

在红河子住了约九个月之后，就移到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去了。

三、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虽然在那里收容着有日本侵略军少将以上的法西斯战犯（日寇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都在内）和伪满的那批伪大臣等将及二百余名之多，但是在一起初，仍是让我和我的弟弟妹夫侄子等，另住在楼下的一角内，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时，也是在另一角落内，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就连我每日三餐也是从不到大饭厅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给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间里来独自享用。因此，在关起我住的房门后，在我的那间居室中仍是由我说了算，我仍然是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而后，收容所当局更指名我弟弟溥杰和我五妹夫万嘉熙二人，轮流给我们这批人讲一些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主义问题等的文件。在那个时候，讲的人只是照本宣读，口是心非地在讲；这些听讲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听着。虽然这样地学习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认识和收获。

我在当时的每日生活概况是：除了三餐之外，时常静静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时也有苏联军官等人来到我居室内和我闲谈，后来我也学了最简单的苏联语，有时候，所方当局还特让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把苏联的有名小说等讲给我听。

而那些伪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后，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摆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还有的在房间内大开其宝局，用纸烟当作赌注来赌。

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虏军官，都是另外住在楼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时，则是和这些伪大臣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经常可以听到我国的西皮二簧，乃至昆曲和日本的歌声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莫可名状的骚音；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太极拳、八段锦之类和日本的体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气功运动，等等。汇合成为一种千奇百怪的人身动态。真是使人大有叹为观止矣之感。

可是，苏联当局对待这批日伪的反动分子，却是始终一贯极其人道的而且温暖的。在这段时期中，我们不独经常有俄文报纸可看，后来还特意给我们订了旅大苏联军发行的中文报纸——“实话报”。每月还给我们多次电影看，广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听得到，后来还曾组织我们逛公园，看足球运动，或是到附近江边洗澡。后来还领我到市内电影院看过电影，也到市内剧场听过音乐和歌唱，还参观过市内的儿童文化宫。那些伪大臣当然也不例外，有的曾参观了博物馆，有的参观了七年级的学校，甚至还有的去看了马戏杂技等。

苏联当局每月还发给我和伪大臣们三十卢布，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随便购买一些日用的东西，如铅笔、针线、维生素、各种食品等之类，每月差不多还把市内的杂货售卖员叫到收容所内，专门给我们开一个临时的贩卖所。糖果、罐头、牛油、面包、香肠、酒类，甚至连冰激凌等真是应有尽有，随心所欲，购买方便。总之苏联当局对于我们这帮人的待遇，真可以说是至矣尽矣无微不至的了。

尽管如此，可是在我临回国之前不久，我还欺骗了苏联当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们商议，把私藏在手未做捐献的一些珠宝首饰，为了销赃起见，竟命我侄子把它塞到暖气筒里边，不料在修理暖气筒时发见了这些东西，苏联当局就把它拿出逼问我们这批人，是谁藏的。问到我的时候，我又把死不承认的穷余之策使了出来，给它来一个矢口否认。不过是，在那金银首饰上还打有北京某某首饰店的店号呢，虽然苏联当局也明明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问了之。后来我还使我的用人，把几件首饰扔到房上烟筒内，才算是把那些余赃消灭掉。

这些都说明什么？

一来可以说明我那冥顽不知恩的本质，还可以说明我那怙恶不悛抵赖到底的反动阶级本能，同时还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对于我的人道主义待遇。我思前想后，越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卑鄙可耻面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苏联对我优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苏联不逮捕了我，我一定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分子给架到匪巢——东京去，不用问，结果是非得落到蒋介石之手不可。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结果，当然也就是我在当时的下场。当然像我这样卖国投敌的罪魁，是死不足惜并且也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过是拿我这段人生说起来，再和当前事实两下加以比较对照，那么，我当然不愿意和汉奸陈公博等同走那条把汉奸皮带到棺材里去的毁灭之途，而是深自庆幸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所无的千载难遇的好时代，深自庆幸遇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不然像我这样早就应该不复存在的人类历史上的腐臭垃圾物还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够有学习改造而争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这样断定说：

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有今日的我。

同时没有苏联的拯救也是绝对遇不到这种唯一无二的重生机缘的。

喝水绝对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苏联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强盗永断葛藤的开始。我之在苏五年是我湔涤罪恶开始新生的起点。

没有这一开始的起点，我便不会有这样的今天。我既然感谢祖国人民、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样地感谢苏联。

共产党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是使我能够重生的慈善“收生婆婆”。所以我对于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并且是使我抱有无穷怀恋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