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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二次到了抚顺（第1页）

第十三章第二次到了抚顺

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季开始学习了“帝国主义论”，这是郭大力先生作的讲义，因为在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上，要让我们直接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是有“啃不动、钻不透”之虞的。所以所方就先让我们从经过郭大力先生充分消化过的“帝国主义论”的讲义入手，一直到三月中旬，才把这个文件学习完了，到了三月十七日，便从哈尔滨回到抚顺来了。

由于学习了这一文件，我才对于朝鲜战争以光荣胜利结束的实际认识更能从理论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认识。这次学习对于我的最大启发，主要是使我初步地认识了为什么帝国主义的终局就是死亡在等待着它。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入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像那随之而来的“五大特征”和“三大矛盾”，也就由发芽成长而逐渐达到了壮大的程度。还有那由于它的反动本质而产生出来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也是它从先天就给带来的绝对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以及它的最后命运，我也从理论中找到了正确的根据。同时也使我初步懂得了它那无可避免，而且无从挽救的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所由来。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我也初步掌握了帝国主义之所以是腐朽、寄生和垂死的缘故，以及它的结局，所以必定走向死亡而后已的社会发展必然规律。

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进入了检举认罪的阶段。

一、检举认罪

回到了抚顺管理所之后，到了三月二十七日，政府的工作干部便向我们做了关于“学习帝国主义论”的报告。除了总结我们三个多月来的学习认识成果外，更对于解决我们本身的主要问题，给予以莫大的启发和明确的指示。这真是我自从回到祖国以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切身大事。

政府工作人员不但是对于我们做了这样详尽明晰的动员报告，所方也同时对于我们做了严肃而具体的指示。固然，在当时我还不能了解政府的伟大政策的真正精神和意义，但是在事后的今天，把过去的种种经过加以全面的回忆和分析时，是能够痛切感到：

真是一贯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而苦口婆心地一心想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地往重新做人的生路上去拉，还恐怕我们在当时不可能完全了解政府的政策，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我们，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像是这种仁至义尽的治病救人态度，这种改造人的伟大精神，不要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块顽石，也不能不在这种马列主义伟大科学力量下，使之点头的。

在当时，最使我铭感五内的，就是政府干部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

“现在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以及汉奸对我祖国人民长期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而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这便是你们的唯一光明生路；另一条则是抗拒检举，不肯认罪，这便是甘心自绝于人民的死路。而现在则是到了你们对于这两条道路自行选择的时候！”

第二天，政府工作干部更分别到各小组内，亲自来主持我们的座谈会，并随时做了适当的指示和激励。

此外，更于四月七日，针对着我们在检举认罪过程中的错误和偏差，做了进一步的教育和纠正。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了因人而异的“耳提面命”。都是不嫌费事地做了耐心的说服动员，处处做了对症下药的教育。就连对于极少数的个别分子，也仍然是抱定了对事不对人、说服教育的态度来打通他们的思想，处处显示了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伟大精神。因此，在这整个检举认罪的时期中，并没有一次感到过被审讯人和检察工作者之间的感情对立，双方始终是在宽严相济的伟大政策下，也就如同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双方关系下那样，度过了这段极度紧张的检举认罪时期。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以及互相间的关系，差不多和师生一样。政府方面处处没有忘掉教育我启发我并动员我，所以我在当时，是在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被引到正路上来的。

例如，我曾听到有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这样讲：

“现在就等于你们在作战，必须拿出积极负责的实际行动来，才能争取到做个起码中国人的资格！”

还有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这就是你们靠近人民这一边来的唯一机会，所以只有看你们如何努力争取了！”

不但是经常地这样启发、教育和鼓励我们，并且还经常地纠正我们的缺点，批评我们的错误认识，并且还在那种日夜繁忙工作中，特意召集我们全体犯人来开大会，对于表现积极的人做了鼓励和赞许，对于顽固不化的人做了严肃的教育。使大家都能在这种事实的感召下，越发清楚认识到，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才是正理。因此大家都在这种推动下，越发认识了政府说到哪里做到哪里的真正大公无私政策，普遍地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总的说来，固是如此，可是在当时，我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究竟是经过了怎样复杂曲折的思想斗争过程才完成了这一检举认罪的任务？

那就是在乍一开始检举认罪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群汉奸中最大的一个，拿犯罪程度来说，确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即使其他的人能够从轻论罪，而我则是万万不可能的。固然在认罪期间内，我曾听到一位首长对我阐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在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我也看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实际事例，因而也看到了出现在眼前的一线光明。但是在当时最使我感到苦恼的，则是有些事情我知道得太不具体，还有些事情则根本不能把它完全想出来，因此就使我在内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认为自己的罪恶又大，自己对于在敌伪时期的罪行又谈不出具体的东西来，这不是明明在眼前摆有一条“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而我也是满心里想去走，可是在事实上是无法走到的吗？这就使我顾虑横生、情绪不宁起来。

从这里还可以充分看出：

各位首长既经常对我讲要靠拢人民；我在口头上也经常这样地说着，可是我却又生出种种的顾虑来。这不是我仍然未能明确了解政府的实事求是政策是什么？不是还未能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的真义是什么？

关于坦白交代也是如此，尽管我也做了坦白，但是因为怕的关系，也有把其中的真相加以歪曲以图减轻自己罪责的不正企图，甚至还有没有交代的事，这就是我对于在一九四五年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的当时，明明是我自动地鼓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抵抗苏联，却把它说成是吉冈安直叫我这样做的来做歪曲，一直到了一九五六年，我才进行坦白，清楚交代了此事。再从这件事来看，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待自己过去罪恶的吗？不是的，仍是在自欺欺人的小范围内打着圈子。在检举认罪时，各位首长以及管理所的所长，却都是耐心地启发我、激励我和安慰我，所以我才在这种思想斗争中，逐渐认识了认罪检举的意义，逐渐安稳了动**不宁的情绪。

到了一九五四年年末，检举认罪运动基本上完了以后，有一天所长曾问我，在认罪之后，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回答道：

“唯有束身待罪，静候政府和人民对我处理。”

所长听了便以极其恳切的态度教导我说：

“专门抱着待罪的心情来做等候，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应当更好地努力学习，更好地自我改造和自我争取才对！”

当我听了这段话之后，真如同绝处逢生一个样，不由得在心内这样想：

像我这样罪大恶极的人，政府的各位首长以及所长竟这样不断对我进行教导和鼓励，叫我怎能不由衷感激，怎能不由衷惭悔过去，痛恨过去？

因此我也认识到，对于自己过去的种种罪恶，是应该痛切悔恨和惭愧的。对于祖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恩情是应当感激的。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乃是祖国政府和人民重新给予我的。但是光有悔恨和惭愧以及感激的心情还是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把上记的各种心情，化为努力学习、改造及争取的力量，这样才不辜负政府和人民的宽大恩情。如果按我过去罪行的严重性来说，我又怎有可能活到今日？

二、通信

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六月七日，所方准许我们和家族通信了。这又是自从我回国以来的一件使我兴奋鼓舞的大喜事。固然在被允许和家属通信以前，政府就曾把我父亲载沣故去，以及所方把我弟弟金友之的现在生活与工作的概略实况告诉了我，但是这次又允许我和久别多年的妻子李玉琴以及我弟弟妹妹等通信，怎能不叫我欣喜欲狂呢？

所方不但是许可了我们通信而已，并且还对于改变了住处的家属通信地址等，也都是想尽了办法替我们做了精确的调查。例如，李玉琴和我四弟金友之以及我妹妹的住址等，就都是由于所方的帮助，才能和他们通了信的。

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之中，有的人由于和久别多年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得知自己的妻子和子女等，有的有了很好的工作，有的入了学，还有的当上了青年团员，也有的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或是当上了劳动模范以及抗美援朝的光荣军属等，真是皆大欢喜，并因而更坚定了学习改造的信心。

也有的人因为他的儿子站在人民立场，严肃地批评了他过去的罪恶，更叮问他有无彻底悔悟争取重新做人的决心，更经过所方的开导和同伴们的帮助之后，而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严重罪恶，越发激起了努力学习改造的决心。也有的人由于家属的殷切期待，才更进一步地懂得了怎样以实际行动来自我改造的道理……像这样使人感奋兴起的例子是很多的。

因此我也认识到，政府这次的准许我通信，当然是对我们这批人的进一步的温暖照顾，但同时也更是出于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学习改进的父母般恩情。足见政府和人民对于我们的学习改造，是曾费了多么大的苦心，真是有步骤地从各个方面来启发我们，教育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