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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前来东北02（第2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开始想要拉谁上圈套的时候，总是一贯地先要满脸堆下笑来和他做亲热的招呼，等到这个被拉拢的对象也居然报以一笑的时候，他便会愈装出一副既慷慨又义气的面孔来，真仿佛是恨不得把他身上穿着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这个人披在身上，恨不得把他正在吃着的东西，也塞到这个人的嘴里来。

等到这个对象，真正拿他当了好朋友以后，他便又会装出一副又亲热又不见外的面孔来，时而向着这个人套近乎，时而又大拍老腔。

等到这个人完全上了套，整个当上了他的俘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副要支配一切的主子的架子来，毫不客气地下命令，毫不留情地做呵斥，甚至推翻过去的一切诺言，以至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正如日寇战犯前关东军铁道守备队参谋长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是杀害张作霖的凶手之一）自己暴露的话：日本帝国主义看你有用，便利用你，如果不能利用，便消灭你。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汉奸惯用的手段。

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对待不同的对象时，是各有一套不同的办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死套子，不过是，总体来看，最基本的手段，是绝对离不开帝国主义凶狠毒辣的本质的。

同时，也可以看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牢笼里培养汉奸，掌握和使用汉奸的惯用老办法。我现在想就日寇在我国当时的东北，把他们的浸满东北人民鲜血的双脚暂时站稳了以后，对这些汉奸在开始进行驱使时，所表现出来的神色——即狰狞面孔的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对于我的实际例子，已经在我到了东北，特别是到了旅顺以后的介绍中，做了记述，现在我想在这里再择出几项比较突出的实例来证明一下日寇在当时的狰狞面目，是怎样显露出来的。

多门二郎和熙洽。“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在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第二师团便在长春袭击了南岭的“南大营”和宽城子的兵营，并乘势即将进一步侵犯吉林。熙洽这时就以该省的所谓最高负责人的资格，召集了地方法团和军政首脑等人在吉林开了一个应付时局的紧急会议。熙洽在会上说明了张作相不在省，张学良又奉蒋介石命令不许进行抵抗，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吉林省城的军队，就得全部撤出才行。地方法团代表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慌，结果是决定派人去迎接多门，把地方上一切权力完全交到他手，认为这样，地方治安便可以不致受影响。于是就在这军人怕死、绅商爱财的卖国决议下，由熙洽派遣安玉珍和张燕卿赴长春向多门去送降表。这时，多门的军用列车，已经由长春开向吉林。安玉珍等走到半路就和日寇第二师团的兵车相遇，于是他们便上车见了多门，传达了熙洽投降的决意。多门听了以后，便严厉地命安和他坐在一起，并威吓说：“如果沿途之上有了一声抵抗的枪声，便立时枪毙你！”于是这两位替熙洽投敌的代表，便初次尝到了当汉奸的真正滋味！

这一满载侵略军队的列车，果然没有碰到一粒子弹的接待，便安安稳稳地到了吉林。熙洽闻讯，便拉了日本侨民的商务会长三桥当作人身的保险证到车站去欢迎多门的大驾光临，但是因为日寇的武装戒备极严，没有能达到“降将军”所期的目的。

后来，熙洽又一度带着翻译刘燏芬到市内名古屋旅馆去见多门。多门端坐在楼上一室内，参谋军官列坐两旁，就仿佛是要举行什么受降典礼似的把熙洽领了进来。这时候，日寇的士兵便持枪把住了屋门，多门装模作样地摆出十足的征服者的大架子，厉声地问吉林的部队一共有多少，现在都住在什么地方；同时，还命他把所有的枪械都缴纳出来，最后还命熙洽负责组织伪临时政府。因为熙洽在当时曾表示了把交代的事务办好以后，便离开吉林它去的意思，多门立刻变了脸，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给熙洽以二十分钟为限的考虑时间。说罢，多门就带领着那帮狐假虎威的参谋等愤愤而去。这时，只把熙洽和那个刘翻译剩在这间空屋子内，同时更有一名日寇侵略军的下级军官，仿佛是怕这两位“客人”闷坐，以至感到寂寞似的，便一脚跨进屋门，手持手枪对准了熙洽做了瞄准，还另有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也像是前来“凑趣”似的对准了熙洽做着“立射预备——放”的姿势。

据说熙洽在这时候，只剩下木坐不动、狂吸雪茄的自由了。不料那位刘翻译却比熙洽还沉不住气，他害怕自己也要遭受池鱼之殃，便向熙洽行了一个羊羔跪乳礼，同时还涕泗滂沱地对熙洽痛陈利害，劝他不如姑且答应下多门的要求，然后徐为后图也并不晚。于是，这一双膝落地，这一顿鼻涕眼泪，这一番呕心呕肝的掬诚苦劝，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堪作遮羞下台之用的徐为后图四个字，便是一字一字地钻入在熙洽的心灵深处。

正在这时，和熙洽在平日时有来往的日本驻吉林某领事，便和多门狼狈为奸地扮演了一个装好人的尴尬角色，于是就满面堆欢地走了进来，拿出了对熙洽既同情又热诚的语调，并用他的手拍着木坐不动的熙洽的肩头，做了一番花言巧语的游说。就在这所谓有台阶可下的绝处逢生的情况下，熙洽也就松了口气，表示应允了那些卖国投敌的罪恶要求。那位以介绍人自居的日本领事，见他们的奸计得手，便用手拍着胸脯对熙洽说：“事情好办，只要能够把地方治安维持住就行。这些事我可以向多门师团长去说。”于是这个狡诈多端的多门二郎便立时换了另一副面孔，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热情地向熙洽握了手，并且把熙洽过去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师生关系也搬了出来，同时还摆上了点心和洋酒之类，表示了老师欢迎学生的诚意。这时，这个在软硬双管齐下的战术中弃甲投降了的熙洽便和他面前的敌人——多门等载笑载言地磋商起卖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来了。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位曾经在几分钟前，尚在跪地痛哭的刘翻译，现在早已破涕为笑地翻弄其如簧之舌，在丧权辱国的会谈中，也相应地发挥了他的桥梁作用。

多门更做出老师处处照顾学生的样子，关怀地嘱咐说：“你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务须把过去厅长以上的职员全部排除在外，只要是认为可靠的人，你就可以随意委派，来充实这一机构。”并告诉熙洽应当把国民党组织一律剔除罄尽。最后则是用金钱关系来作为攻心的最后一着说道：在动用吉林省官银号的公款时，只要有熙洽的盖章和多门的认可盖印就行。

于是，熙洽便在这威逼利诱的两面夹攻下，向日寇低了头，开始以化险为夷的庆幸心情去组织伪政权了。他在重新坐在吉林省“最高首脑”的椅子上召集了又一次所谓地方法团军政首脑的会议之后，便做出了伪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在三十日就成立了这个伪政权组织，并通电宣告了吉林的所谓独立，即日正式和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更以伪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发出了投敌的布告。

这时熙洽便又在“孔家店”的封建思想毒素发作之下，在那潜在于心的“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之下，竟异想天开地主张起拥护我的意见来。于是他就把这种意见告知了他过去的老师——多门。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白川义则大将曾到吉林来“视察”，因为熙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免胄投敌的民族败类，所以就叫他组织“东北联军政府”，目的是要利用熙洽的地位和实力，来实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毒政策。熙洽表示自己的资望不够，非把我请出来不可。在之前第二篇内所介绍的罗振玉带熙洽的信到天津的那件事就是熙洽在这以后干出来的勾当。

罗振玉更把他的亲信谢介石介绍给熙洽，熙就重用了谢，立即派他充当伪交涉署长。这就是熙和罗开始正式合流的初步。

从此这个熙洽便完全成了日寇的走狗和利用的工具，一直到日伪垮台时为止。

（1）伪治安维持会的小风波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沈阳以后，便将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押在日本宪兵队内。日本帝国主义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便当上了沦陷后的伪奉天市长。在当时，人心惶惶，银行都关上了门，商店也停了业，省和各县的联系完全陷于被割断的状态。人们大有朝不保夕不可终日的情势。

但是，这时在当地商务会内的一些所谓“有头有脸”的资产阶级分子，便和当地的旧军阀残余以及在野官僚们勾结到一起，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操持下，组织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推选高毓衡、阚朝玺、李友兰、张成箕等为“委员”，更推举“文治派”的大头子袁金铠当“委员长”，更改名为“奉天治安维持会”，帮助日本侵略者，企图麻痹祖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努力于沦陷下的所谓治安的恢复。

首先就把实业厅恢复起来，跟着又复活了官银号，这就使形如死街的当时“奉天市”，在经济上生出了一缕活气。接着又遣散了“奉天兵工厂”一万余名工人，因为日寇怕他们进行反抗。同时逐渐地和省内管辖下的各县恢复了联系，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省了大量兵力，使日寇越发巩固他们的侵略统治势力。并且把公安局也复活起来，还从日寇手中领来了一批枪械，成立了帮助日寇镇压自己同胞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就是这样地帮助日寇统治者干了三个多月的卖国助敌的工作。

这帮汉奸无条件地甘心给民族敌人去忠实服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们是想浑水摸鱼，在这群龙无首的局势之中创造出自己一派的势力来。他们是想假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假借着这个所谓治安维持会的名义，更假借着他们在过去军阀时代中的声望地位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所以于冲汉也另集结了一部分人，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导部”，并且还别有用心地劝袁金铠，不如把这个临时性的东西扩大为全省范围的“省公署”，以便把旧的省组织包括在新的伪省组织内。正在袁沉吟不决之际，臧式毅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做了屈服而被释放出来，当上了伪奉天省长。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匪首本庄繁的大红人赵欣伯也继土肥原贤二之后被任为伪奉天市长，于是，在这群汉奸之中，又起了一场你抢我夺的可耻风波。当这个赵欣伯在当上了伪市长以后，便倚仗着他背后的“硬靠山”去行使他的职权，想要把这个临时性汉奸机构——伪奉天治安维持会所占用的房舍收回，但是又怕声望在己之上的袁金铠等拒不交出，便带了一群武装的接收队伍去做硬性的逼交工作。那个圆滑得已经到了老奸巨猾地步的袁金铠，当然是善于观看风色，一看到风头不顺，他便丢下了一贯的热衷和野望，另戴上了一副所谓清高旷达与人无争的老汉学家的假面具来做欲取姑与的暂时退却。可是曾以清乡名义滥杀人民出名的“阚大刀”——阚朝玺，却不会见风使舵的妙诀，仍是搁不下旧军阀的架子，向着气势汹汹前来收房的赵“新市长”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赵当然是并没有把这个“阚大刀”看到他的眼里，于是便也愤愤而去，去找他的撑腰者本庄繁来给他做主，并且还把这种狗咬狗的汉奸之间的争权夺利丑事扩大成为阚的“敌意抗拒日本军部命令”。于是，本庄繁便拿出殖民地统治者的威风来，立即使这个曾经威震东北当时的阚将军尝了两个月在日本宪兵队里“做客”的妙味。于是，就在这种“医治”汉奸百医百效的方法下，最终使这位阚将军放弃了多少年来的八面威风。他在得到恩释之后，便在无可发泄之中，把自己的名字朝玺二字，改为潮洗。据推测，这区区两个字的后面，也仿佛是含有无限意义似的。一来可以拿潮洗二字向殖民地主人——日寇来表示一下洗心革面的“悔悟之忱”；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借这潮洗二字，来发泄一下向上爬反跌跤的汉奸伤心情绪，也就是想以这种含蓄极深的两个字，表示一番当汉奸的满腹抑郁牢骚而已。这不是等于说“付诸东流吧”是一个样的么！于是，这个伪治安维持会便算是寿终正寝，而袁金铠则是当上了伪省公署的高等顾问。

从这个当时小镜头里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汉奸的彼此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态，还可以看出汉奸在当时，确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做了不少的帮凶工作；同时还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汉奸的驾驭手法。话归本题，这也就是日寇在当时横行无忌、狰狞面目的小小一斑。

（2）“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在伪满政权初成立以后，所谓第一次伪阁议，当然还是得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传达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计划行事。在当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的主持下，在伪阁僚——“总长”的面前桌上，预先放好一份一份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早由关东军给立好了的，更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起草并印就的所谓议案。在当天的这些议案中，最主要的是：伪政权各部、各省的机构中的日本人官吏的配备比例数表。熙洽看了这样的议案，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发了脾气，怒声怒气地向驹井德三质问说：“这个比例表是从哪里来的？新政府刚成立，这样的东西，是由谁给做出来的？”并且还继续追问道：“日本军部也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这个伪总务厅长便拿出了殖民统治者的态度，对他的名义上所谓上级的总长把脸一翻，拍着桌子厉声制止熙洽的发言，并且还念起专门制伏汉奸的紧箍咒大声说：“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满洲国”政府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发言余地的！然后对准了汉奸的致命穴道扎了一针说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哪一个人没有伸手去接关东军给的‘机密费’（郑孝胥得了一百万元，各伪部总长也都各得了二三十万元不等）？等到把钱拿到手里之后，现在又想出来捣乱，你们要知道，这个‘满洲国’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

熙洽在这当场出彩的大栽跟头下，大憋其气，不过是谚语说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是拿了人家的钱，还充得了什么好汉，只好是忍下这口窝囊气。可是驹井德三却是因为制压汉奸有功，立时把伪总务厅长的职位，升格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从此他更可以高高坐在各伪部总长之上，颐指气使地来支配一切。而这位熙先生呢，则只能是在悻悻回家之后，把那笔形同卖身费的三十万元罪恶钱，交到他的那两名心腹喽啰张燕卿和谢介石之手，而硬充好汉地严声吩咐道：“我们满洲国建国，用不着日本关东军的‘机密费’，把它给退回到关东军去。”这两个头目便唯唯连声地把钱接到手里走出去了。据说这两位“识时务的俊杰”，并没有让他们的长官去吃失欢于日本主子的大亏，而是在为熙洽着想的情意下，把这笔奉命退回的赃款，平分为两份，每人往自己的腰包里揣入了十五万元，然后向熙报告说是完成了退回的使命便算了事。

据说，熙洽直到伪满临垮台时为止，方知道这三十万元的究竟去向。不过是，熙洽在伪满的十四年之间，总算是始终尚未失去日寇的欢心，因而也就使他成了从贼到底的汉奸。这也正是因为他既是出卖吉林首先叛国投敌的叛徒，又成为日寇所最信得过的汉奸。

（3）古版今刻的“王孙泣路隅”图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时候，那曾以前清贵胄的政治资本，想要借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刺刀势力，来尝一尝中兴君王滋味的恭亲王溥伟，便仗着他“宗社党”的老牌子而在日本浪人、中华民族叛徒等的架弄下，戴上了从柜顶上找出来的宝石顶和三眼花翎的清朝礼帽，穿上了从箱底下翻出来的过去所谓清代礼服——行装，在腰间更把尘封锈涩的绿鲨鱼皮鞘腰刀挂了起来，还在脚上穿好了除了在舞台上，平日不能轻易看到的乌缎官靴。在装扮停当以后，他便以一个所谓嫡系皇孙的资格，带了一群专门捧臭脚和架秧子的所谓临时仆从，大吹大擂地前往新宾（即清代的“兴京”）清朝远祖坟墓和沈阳的东陵、北陵大祭其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