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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皇宫里仅有的爱情之花（第1页）

伪满皇宫里仅有的爱情之花

1946年8月19日，远东军事法庭现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第二次站在了证人席上。随着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溥仪的盘问越加深入，溥仪的情绪明显越来越激动。突然，溥仪攥紧拳头，锤击证人台，声泪俱下，大声说：“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

溥仪的话让众人哗然，他的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一个曾经的皇帝，爱妻被人杀害，却要隐忍四年之久才敢吐露实情；一个本应惩治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溥仪却要以证人身份控诉此事。谭玉龄的死亡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溥仪又因何要一口咬定，日本人吉冈安直是杀害谭玉龄的凶手呢？

1942年，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年仅22岁的谭玉龄病倒了，据当时的中医诊断，只是普通的伤寒病。但是吃了几副中药也不见好，于是焦急的溥仪便开始自己出药方为谭玉龄治病，结果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实在没有办法了，最终溥仪选择了西医。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西医身上。当时溥仪的医生介绍了一个日本医生来诊治。随后，吉冈安直便提出要“照料”，结果他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安直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心，忙碌着又打针又输液。但是没多久吉冈安直就把医生叫走了，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回来后日本医生就不那么热情了。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谭玉龄便突然死去了。

当时，吉冈安直一定要把这个医生叫到他的办公室，吉冈安直在伪皇宫同德殿和勤民楼里边有专用办公室。谭玉龄病了那一晚上，他根本就没有归家。那天他把医生找到他的房间，谈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溥仪认为，就是他使了阴谋，叫这个医生想办法害死了谭玉龄。

吉冈安直在谭玉龄病逝当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直以来对于溥仪的监视、控制、压迫，让溥仪深信自己的妻子谭玉龄就是死于吉冈安直之手。后来，谭玉龄去世没多久，吉冈安直就拿着一沓日本女人的照片让溥仪再次娶妻，这更坚定了溥仪心中的判断。后来，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因为怀疑谭玉龄怀孕了，所以才将其谋杀的。然而，谭玉龄死后，被日本人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溥仪，却不敢提出检验尸体的要求，只能在长春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盛大葬礼，最终将谭玉龄的尸骨停放在长春的护国般若寺。为了悼念谭玉龄，溥仪还特意让人把谭玉龄生前最喜欢的君子兰摆放在她的灵柩旁边。君子兰在这之前是伪满皇宫中独有的花卉品种，从那以后便流入民间，最终成了长春市的市花。

三年后，溥仪被苏联俘虏时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爱妻，他特意命人将谭玉龄的遗体火化。至此，谭玉龄的死亡，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后来，溥仪在旅顺战犯管理所，李玉琴和他闹离婚时，那里的管教才发现溥仪一直保存着谭玉龄的照片、指甲和头发，在谭玉龄的照片背后还写着“我的，最亲爱的，玉龄”。

几年以后，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甚至还保留着谭玉龄的骨灰，可见其与谭玉龄之间的感情之深厚。因此，溥仪才会在远东军事法庭上，那样激动地揭露日本人对于谭玉龄所做的一切。

溥仪对谭玉龄的态度，让我们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怀念和哀悼。这些都说明了谭玉龄在他心中的位置，说明溥仪和谭玉龄之间的感情深厚。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溥仪和谭玉龄这段婚姻，最开始其实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可言。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伪满政权。然而，溥仪的美梦还没开始，就一下子清醒了。因为他发现，日本人只是想让他成为关东军的提线木偶。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执政溥仪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国皇帝

在伪满皇宫期间，溥仪做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同意，甚至细微到了一言一行。日本人不但不允许溥仪去沈阳祭祖，甚至连溥仪特意让人从北京带来的龙袍都不让他穿。这还不算，溥仪在批阅那些所谓的奏折时，甚至连反对的权力都没有。最后溥仪竟然一气之下，干脆在自己厕所的马桶上批阅那些“奏折”。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溥仪不但在事业上一蹶不振，就连感情也一样不顺利。1931年文绣与溥仪离婚。1934年，伪满皇后婉容又因与溥仪感情不睦开始吸食鸦片，导致精神异常，加之婉容爆出与溥仪侍卫私通事件，导致溥仪将其打入冷宫。此时，溥仪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相伴了。因此，日本人便借机向溥仪提议，让他迎娶日本新娘。这个向溥仪提议的人，就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吉冈安直，溥仪在远东法庭上指认的杀妻凶手。

面对吉冈安直的提议，溥仪只能婉言相拒。因为此时的吉冈安直早已经将溥仪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而溥仪对他也已经惧怕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吉冈安直甚至能够决定溥仪的生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溥仪第一次见吉冈安直还是他在天津居住时的事情。日本人为了向溥仪献媚，时常安排人去他居住的“静园”为他讲说时事。时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只是众多日本“讲师”中的一员。在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无能。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这就是溥仪对吉冈安直最初的印象。

在“静园”的接触，为吉冈安直来到溥仪身边奠定了基础，也为“吉冈安直杀害谭玉龄”事件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吉冈安直就曾经让溥杰传话暗示过溥仪，东北将有事情发生。

吉冈安直利用一些小的手段，取得了溥仪、溥杰兄弟两人的一些好感，也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吉冈安直利用与溥仪、溥杰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关东军高级参谋，被关东军派到溥仪身边专任联络职务——“帝室御用挂”。据说这个职务是日本的名称，意思是“内廷行走”或者“皇室秘书”。吉冈安直甚至还利用溥仪对他最初的好感，让溥仪在伪皇宫中为其准备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自此之后，溥仪的噩梦便开始了。

吉冈安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不断地给溥仪洗脑，希望溥仪变得更加奴化。在政治上他几乎不让溥仪干预任何事情的决断，在生活上溥仪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向他汇报。得寸进尺的吉冈安直后来甚至开始干预溥仪的婚姻。

当吉冈安直提出让溥仪迎娶日本新娘的时候，溥仪已经完全看清了日本人控制自己的真实目的，稍加分析便能得出结论，日本人是想让自己和日本女人生一个混血皇帝，以便将来更好地控制“伪满洲国”。因此溥仪只能婉拒吉冈安直的提议，然后秘密派人寻找合适的满族女子准备迎娶入宫。但是，这件事情却被溥仪的访日之行搅乱了最初的计划。

1935年，溥仪应邀访日，在访日期间，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溥仪即将迎娶日本女人的消息。这让溥仪十分懊恼，但此时他却是敢怒不敢言。溥仪只能取消娶妻的计划，一直拖延，直到溥仪被逼得毫无办法，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利益的交换，而谭玉龄入宫就让溥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原来，日本人见溥仪坚持不娶日本女人，便想到了溥仪的弟弟溥杰。1935年溥杰结束留学回到长春，当上了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关东军里就经常有人向溥杰灌输“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等言论。

后来，吉冈安直干脆直接告诉溥仪，关东军有意让溥杰迎娶一位日本新娘。溥仪得知此事后，只能不置可否地安抚吉冈安直。依照溥仪对自己身份和性命的重视，他是坚决不会同意溥杰迎娶日本新娘的。为此，双方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拉锯战。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溥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退让。

1936年溥仪的亲家、时任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被关东军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事后人们得知，凌升是因为不满关东军的跋扈当众驳斥了他们，才遭到报复。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定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溥仪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伪满皇帝的身份，为自己四妹未来的公公说个情，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

一天，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找到了溥仪，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们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溥仪吃惊地问：“死刑？”“是的，死刑。”“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他走后，吉冈安直又通知溥仪，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溥仪只好照办。事后溥仪曾说：“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个什么皇帝，这是个什么国家！”

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溥仪对溥杰的婚事不再坚持。然而，溥仪却留了一个心眼，关东军这么强硬，他们强迫溥杰娶日本女人之后，一定还会对自己有所作为。因此，溥仪趁吉冈安直为溥杰婚事奔波的时候，秘密让人在北京的满族贵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进宫。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只有17岁的谭玉龄。

谭玉龄来到长春的时候，正值日本人在操持溥杰的婚礼，加上溥仪对此事的默认，同时经日本人调查谭玉龄的背景又很清白，因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人也只好默许谭玉龄的到来。

从谭玉龄进宫册封和溥杰完婚仅仅只差三天，就能看出这两件事情之间微妙的关系。事情到了这里，溥仪本以为利益交换结束了，自己的损失并不算太大，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

●伪满皇宫叩拜间

●伪满皇宫溥仪办公、学习的地方

●伪满皇宫谭玉龄卧室

●伪满皇宫谭玉龄客厅

溥杰大婚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