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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导论014（第1页）

精神分析导论014

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待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

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

大战之前，各国的患者都纷纷前来求诊，这使我不管别人是否支持我们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个规则：凡属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如果患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就不为其诊治。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这一点。或许你们会认为，因为有关患者亲属所发生的警告，我会为了使分析顺利进行，而要使患者离开家庭，只有离家别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疗，然而，我不能赞同你们的这一认识。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要对日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进行反抗，那么会更有利于治疗。但是，患者的亲属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这种有利的条件，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抱有敌意。但是，你怎么才会影响到这些你无法触及的因素呢？当然，你会推测出，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社会环境和他家庭的教养水平。

这已使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逊色不少，难道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归于外界因素的干预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失败。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劝我们把通过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统计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如果相比的单元相差太远，并且我们进行治疗的神经症病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么这种统计毫无意义。再者，所能进行统计研究的时间太短，而难以判断出疗效的持久性。[430]就许多病例来说都不可能加以报道：它们与患者对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保守秘密有关，并且他们的恢复同样需要保密。对精神分析进行反对的最强烈的理由在于人们在治疗问题上表现得最无理性，以至于人们对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疗不抱任何希望。治疗的创新要么受到热烈的欢迎——如科克（Koch）首次发展有关结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况[431]，要么受到根本的怀疑——像杰纳（Jenner）的种痘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恩赐，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反对。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的明显的偏见存在。如果一个人治愈了一位严重的病例，就听到有人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患者自己也会恢复。”一位妇女患者已经历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出现，当她在经历抑郁之后的间歇期到我这里来求治，过了三周后其躁狂症又发作时，她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位名医，他曾为她进行过咨询——都认为这种新的病发乃是我试图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偏见毫无办法。你们今天仍可看到大战时，无论哪个盟国都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待，让这种偏见随时光而消失。终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早些时期没有这样思考，这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反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退了。分析技术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运用分析治疗的医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发现催眠暗示治疗正引起医学界的鄙视，其激烈程度正与现在“温和”（moderate）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十分相似。[432]

然而，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媒介确实没有实现其原初的承诺。我们精神分析者可以说是它的合法继承人，我们不要忘记它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理论启发。归于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大多仅限于患者冲突加剧后的暂时现象，而这种冲突的加剧或者是因为分析的过于呆板，或者是因为分析中途突然终止。你们已听过我们治疗患者的有关情况，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是否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导致了永久的伤害。分析的误用可能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荒唐的医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医疗工具或方法能确保其不被误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做医疗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到此我已讲完了。我深深地认识到在我的演讲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绝不是传统的客套话。我很惭愧我时常许诺要回到我讲得很少的话题，然而之后却找不到机会来实现。我要给你们叙述的东西现在尚未完成，正处于发展之中，而且我的简要的总结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结论的材料，而却又没有由我自己做出这个结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们都成为专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励和启发你们罢了。

【注释】

[1]《精神分析导论》肯定是弗洛伊德著作中译本最多的一部。在弗洛伊德在世期间（除英国时期），该书就出现了下列语种的译本：荷兰语（1917）、法语（1922）、意大利语（1922）、俄语（1922～1923）、西班牙语（1923）、日语（1928）、挪威语（1929）、希伯来语（1930）、匈牙利语（193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3）、汉语（1933）、波兰语（1935）和捷克语（1936）。也许还有葡萄牙语、瑞典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

[2]根据琼斯的记述，第1讲是在1915年10月23日发表的，但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第3卷，376页），第1讲是在10月16日发表的。没有疑义的是，所有这些讲座都是在星期六进行的。

[3]本书此类页码均指标准版第15、16卷的页码。——中译者

[4]本书各篇讲演就基本性而言，触及许多弗洛伊德无法深入的不同论题（他自己在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对此做了交代）。很多读者，特别是那些通过本书首次接触精神分析的学生，很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碰到某些只提起却未加阐述的论题。因此，对于这些论题，本版以脚注的形式列出大量弗洛伊德阐述相应论题的其他著作。

[5]［参见《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标准版，第20卷，第187～188页）靠近开头处一段类似的话。］

[6]［这是指在谢林（Sg）的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追随者的意义上说的，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十分流行。］

[7]［“Sie（您）”在较早的德文版中是这样写的；在奥地利和伦敦版《弗洛伊德全集》中则是“sie（他们）”。］

[8]［“u”和“bewusst”（潜意识和意识）。应该承认，在德文中这些词最具有被动的语法形式，一般是在被动的意义上讲的。在英文中“意识”和“潜意识”可以用做被动的，但常常不用做主动的：“我意识到我的脚趾痛”，或者“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仇恨”。德文的用法则宁可把疼痛说成是意识的，把仇恨说成潜意识的，而且这是弗洛伊德经常采纳的用法。］

[9]［弗洛伊德的《论潜意识》（1915e）第一节（标准版，第14卷，第166页以下）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10]［性本能构成了第20讲的主题。］

[11]［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全面地讨论了文明与本能力量之间的对立。］

[12]［德语为“Fehlleistungen”，字面的意思是“错误的行动”或“错误的功能”。这个一般概念在弗洛伊德之前并没有。而且为翻译它还发明了一个英文术语。《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全文都致力于讨论它们。弗洛伊德在他的说教性的著作中（如他在此所做的）经常把它们用做介绍其理论的最合适的材料。它们确实属于他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最早的主题。他对此感兴趣的某些历史性说明将在标准版的第6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由于在这些演讲中有大量有关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因此，为了节省篇幅，在这里我们将使用“P。E。L”（指《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个缩略词）。该书的页下参考文献出处都与标准版第6卷有关。］

[13]［自1922年以来的版本中，这个词被省略了。］

[14]［这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一种体验。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1页。］

[15]［《喜剧周刊》。］

[16]［弗洛伊德常常在别处认为，在没有意识注意的情况下，功能可以得到更精确的发挥。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2页。］

[17]［原来的意思是“Kronprinz”（皇冠—王子）。“Korn”的意思是“公鸡”，“Knorr”的意思是“隆起物”。］

[18]［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0～131页。］

[19]［这里似乎有点混乱。实际上（在该剧的第一幕第二场中）是国王自己宣布了总管的背叛。］

[20]［最遗憾的是，按照译者的观点，在所有这三篇演讲中弗洛伊德选择口误作为最经常出现的失误动作的例子，因为就其真实本质而言，它们与译文特别抵触。但是，我们遵循标准版的一贯做法，保留弗洛伊德的例子，以脚注和方括号解释的方法，而不是用新的英文例子来代之。大量的英文例子将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布里尔（A。A。Brill，1912）和琼斯（1911）的论文中。］

[21]［想说的短语是“它沉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但由于“schwer”（沉重地）的前音“schw”，结果以无意义的“Schwest”歪曲了“Brust”（胸口），这个例子以及前面那个例子都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3～54页。］

[22]［这段话也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4页，但在那里译文略有不同。］

[23]［《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9页。弗洛伊德在他最后的著作之一，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b［1938］）提及。］

[24]［最初写的是：“就像Riedel和Beutel之于维也纳人一样。”后者是维也纳一家著名的服饰用品商店。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当然是伟大的电气工程师。］

[25]［这最后两个例子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7页和第70页。］

[26]这个例子和下面那个例子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9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