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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导论008（第1页）

精神分析导论008

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

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230]

第17讲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Ja）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231]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éesies）的表现。[232]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233]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

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

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

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

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

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

听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内容之后，你们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现代精神病学对于这种强迫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精神病学除了给各种强迫行为提供不同的名称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另外，它坚持认为具有这种症状的人是“退化的”（degees）。这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适当的宣告而不是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的怪态都可能来自于这种退化。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其本质与其他人存在着某种不同。但我们可以问：

他们真的比其他的神经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错乱者更为退化吗？这种特点显然太一般了。确实，当我们知道这种症状也发生于一些具有盖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时，我们便可能会怀疑这个特性是否妥当了。由于伟人们自己的谨慎和他们的传记作者的失实，我们通常很难了解他们的本性，然而他们中确实有爱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Zola），并且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终身有很多古怪的强迫性习惯。

精神病学只找到了把这种患者称为“退化的伟人”（dégénérés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结。但从精神分析中发现，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奇怪的强迫症状，正像我们消除那些没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状一样，我就多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有关强迫症状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我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替代它；

另一个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选这么少的例子，是因为在这种报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详尽。

一位女士，近30岁，她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我本可以治愈她，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因命运的突变而受到影响的话（我或许以后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们）。她每天总有多次重复下面的奇怪的强迫性动作：她从一个房间跑到邻近的一个，站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边的位置，按铃叫她的女仆来，或给她安排一些琐事，或无事又把她挥走，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性症状，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解释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确的方式就得到了，没有经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会猜出这个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也不能对如何解释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我曾问患者：“你为何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劝说她在某种行为上不必心存疑虑后，她突然知道了答案，并且告诉我与这种强迫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10多年前，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结婚，而在新婚之夜，他**不举。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间，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气地说：“女仆铺床时，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面，但没有倒到合适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这种回忆与问题中的强迫行动有何关系；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或许还有女仆人进来这一幕。我的患者然后带我来到第二个房间的餐桌边，并且给我看桌布上的一个大斑点。她进一步解释说她站在桌边，让女仆一进来就能看见桌布上的这一斑点。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但无可怀疑这种强迫动作和结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联系。

很清楚，首先，患者将自己与其丈夫认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其次，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同意床和床单由餐桌和桌布替代。这看来有点牵强，但我们可以用梦的象征作用来说明。在梦中我们也时常发现必须被解释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结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这似乎也证明了强迫行动具有意义；它表现为一种有意义的场景的再现和重复。但我们不必就此停下来。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看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有关某种东西的信息，这种东西进一步揭示有关强迫行动的意图。这个动作显然以叫女仆过来为中心点。在患者向女仆示以红斑点，与患者的丈夫说他会在仆人面前感到羞愧的这句话相对应。这样，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会在仆人面前丢脸；因为那个斑点处于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明白了她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场景，而且她是在继续，并且同时纠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那天夜里如此受到强迫，并使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所以强迫行动是说：“不，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仆面前感到羞愧，他并不**。”像是在梦中的情况一样，这代表这种愿望通过目前的行动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从过去的不幸中修复过来。

我所告诉你们的有关这个妇女的所有情况与此相吻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这位妇女所有的其他事实，都足以使我们对于她的令人费解的强迫行动做出上面这种解释。这位妇女实际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并且正想依法离婚。但她内心总也脱离不开他，她被逼仍然对他忠实，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宽恕了他，并使其本性理想化。确实，她的病的深层秘密在于使其丈夫不受到恶意的诽谤，使她与他的分居合理化，并且使他能够过上一个很舒心的单身生活。这样，对这种无害的强迫行动的分析直接把我们引向这种病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又向我们显示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秘密。我很高兴让你们对这一病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综合了我们在每个神经症病例中无法发现的条件。在此，这种症状的解释是由患者自己一刹那间发现的，没有经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预；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小时候已被遗忘的事件，而是来自于患者成年时的生活，这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批评家强加于我们对这种症状的解释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脚了。我们这样好的运气是不常有的。[234]

还有一件事。你们难道不对这一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竟直接地引导我们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感到惊奇吗？妇女不能告诉他人的最为隐秘的东西莫过于新婚之夜的故事。我们现在竟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患者**的秘密，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无疑这可能是我特意选择此例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与前一个十分不同，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种睡觉的仪式。

一位19岁的女孩，既聪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优于他人。小的时候，她性情活泼、开朗，但是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变成了一位神经症患者。她易于动怒，特别是对她母亲发火；她还时常抑郁，并表现出多疑和犹豫。到后来，她承认说她甚至不能独自走过广场或沿着较为宽大的街道行走。我们对于她复杂的病情不想多谈，这种病至少需要两种诊断——即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强迫性神经症。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她形成了一种睡觉仪式，这引起她父母的极大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觉仪式，或他已形成某种必要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满足就会影响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来由清醒状态而转入睡眠状态，并且每晚都要重复这同样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条件可以理性地理解，并且如果外在的环境需要改变时，他能很容易地适应，并且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而，病态的仪式则一成不变，甚至要花费很大的牺牲才能坚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础，和常态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它实行起来太过于小心。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借口是不充分的，这种仪式的所有惯例也不能用这些理由进行掩饰，有些惯例还直接和理由相抵触。我们目前的患者为了能顺利入眠，说她需要夜间环境安静，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终，她做了两件事：她把她房间里的大闹钟停了下来，房间中所有的其他时钟或手表移开，就连她的小手表也不许放到她床边的桌子里。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写字台上，以便它们在夜间不至于跌落、摔碎，并且打扰她的睡眠。她认识到这些寻求安静的措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小手表被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也不至于听到其滴答之声，并且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钟有规律的滴答声是不会打扰睡眠的，而反过来还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认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来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会跌落并打碎，她的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就这个例子中其他的由仪式产生的动作来说，却又失去了求静需要的基础。确实，要她的房间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必须半开着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置于开着的门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产生干扰噪音的作用。但是最为重要的行动都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长枕必须不和木床架接触。小枕头必须放到这个大枕头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后她的头正好可放在这个菱形之上。

在盖上鸭绒被（或者如我们在奥地利所说“Dut”[235]）时她必先抖动一下鸭毛，以便使绒被的下部变得很厚；然而，随后她又必须把这些累积起来的羽毛重新压平。

请你们原谅，我将有关这个仪式的其他一些琐碎的细节略而不谈，因为它们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并且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你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并非很顺利地得到执行的。她每做一事，总是担心可能没有做好。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又怀疑另外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被浪费掉了，而在此期间这位女孩自己却不能睡眠，并且也不让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对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对前面那个患者的强迫行动的分析那么简单，我被迫给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议性解释，这些时常受到这位女孩的拒绝，她或者肯定说“不”，或讪笑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