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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经历（第3页）

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一个叫西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去除斜边，就永远除不尽。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西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作有理数，这个新数叫作无理数。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词：“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二十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此书作序。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的能量。

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的幽灵”，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辞上有一种格叫“拈连”，把本是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移来说乙。如“相对论”“裂变”“基因”都是专用的物理、生物词汇，却用来说人和事。把科学思维、科学术语用于文学，正是一种跨界大拈连。拈连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是隐喻。而比喻中甲乙两物是相距愈远，性质差别愈大，所产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强烈。

因为阅读科普作品，同时又采访科技界，使我有机会参加有关学术活动。1984年8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筹备成立思维科学研究会，我有幸参加。这种综合学科的研讨与文学界开会有很大不同。会议人数不多，一共才五十九人，但名家不少。我的偶像如钱学森、吴运铎、高士其等都出席了，还有80岁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美学家李泽厚等。钱学森用一整天的时间做开场报告，后几天就坐在台下仔细听。大家自由争论最前沿的知识，主要是讨论思维规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及联系。就在这次会上钱学森提出五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和特异思维。耳听笔记，这是一种近距离的阅读，让我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大扩张、大转换。自从增加了科学方面的阅读，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思维方式可以有这么多种。自觉头脑比原先灵活聪明了许多。后来我与人合作写了一篇谈思维科学的文章，经钱学森先生审定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四、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

我在《文章五诀》中提出形、事、情、理、典。这个“典”是指经典、典故，特别是理论经典。什么是经典？常说为经，常念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由于长期的文化积累与筛选，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经典。而更高层次的是理论和学术经典，特别是政治与哲学方面的经典。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一个半被动、半主动的经典学习运动。说它被动，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一场运动，人人学，天天读，你不得不学；说它主动，是因为毛的文章确实写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飞扬，只要一读开，就能吸引你自觉地读下去。

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不认真听课，却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子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鲜词，我不觉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是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文的，并不为学政治，是为学语言，学文章。后来我逐渐通读了《毛选》四卷，还精读了不少篇章。之所以能学下来，政治压力是有的，但主要还是文章本身的魅力。要不，毛之后其他领导人的文章也曾大量公款派送、组织学习，怎么就是学不起来呢？

我对马、恩著作的阅读也是半主动、半被动的。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以前，囫囵吞枣，如私塾背书一样，只是储存了下来；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形势重新验证马恩的观点，又去主动温习。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后来又做新闻，一方面是专业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读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铭心的。比如，“环保”这个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自然辩证法》）这种深刻、彻底，你不得不佩服。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大失败后重新发现马恩，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得对，是我们过去念歪了经。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多么朴素的真理。一部经典不可能全部背下来，只要做到读懂原理，知道观点，记住一些警句，要用时能很快查找出来就够了。

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最有用的是他的两本哲学书《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可以作为写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论文、讲话，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反对党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代新华社起草的《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批社论、时评，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与文学才华。这种阅读对我来说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学了。后来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我将这个多年来的阅读体会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本文与另一篇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时发表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对毛、周两个伟人的阅读笔记。

对经典，你读不读、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它客观存在、确实有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没有读，其实是吃了暗亏。就好像说一种好食物，你不知道，没有吃过，但它确实好吃。马恩对未来社会的猜想，也许不能实现，就像天文学家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猜想，现在也还没有得到验证。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的伟大和思维方法的科学，要不它怎么能造就数百年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同理，虽然毛泽东后期有重大错误，但在他领导下确实改变了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另外，还有他的个人才华和魅力。经典不是一份名人豆腐账，不必拘泥于马恩哪一年到伦敦、到巴黎，与费尔巴哈、黑格尔、杜林什么关系，也不必拘泥于毛泽东当年到哪里，说了什么话。理论经典让人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是后人的刻舟求剑，过度解读，故意神化、僵化，拉大旗当虎皮。就像儒家经典一样，马恩经典也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涂抹、改塑。随着历史潮水的退去，经典突显的只是原理，其他都已不重要。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经典的阅读与出版始终有两条路线。一是真正的学术大家、出版家，为读者着想，筛选出最基本、最精华的东西，做成最便宜的普及本，书愈做愈薄，人愈读愈有味；二是拉经典扯大旗，靠经典吃经典，为出书而出书，不停地注释、索引、解读，书愈做愈厚，让人愈读愈烦，而公款出版又加重了这个恶性循环。经典要转化为有效阅读必须有负责任的、高水平的、联系实际的、深入浅出的普及环节。可惜政治经典的普及做得很不好，远不如文学经典。我印象深的好的普及本仍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我常用的一个本子是《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政治理论经典对我写作的帮助是学会直取问题要害，找到打开读者思想大门的钥匙，登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制高点，也就是找到文章的“文眼”。前面说过韩愈为文时要向司马迁“借气”，我则常向马、恩、毛“借力”，借政治之力。在文章看似山穷水尽时，又翻上一层，极目千里，借助政治的高度，是为政治散文。比如，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了，有钱怎么花，怎么建设新农村？有各种典型，但都摆不脱好吃、好住、高消费。我在江苏看到这样一个典型，他们一切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生活自由、劳动自由、精神自由。村里办有多种企业，早已做到已充分就业，但每家还留了几分地，为的是留住乡愁，享受田园生活的自由。连敬老院也分几种类型，养老方式自由选择。这不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就是恩格斯讲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于是我写了《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摘要如下：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到现在还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遥远和渺茫。于是共产主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我的所经所见大约有两种。一是解放前后“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最初级的“解放版”。二是“人民公社”版，一场黄粱梦。而这次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前两个不同的比较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作“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最难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工作自由已不必说，而养老一项，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既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55岁以上老人两百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两百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摩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的幽灵”。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蒋巷村，本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的富裕典型，可以写成一般的新闻通讯、游记散文，但是我这里调动了过去对马恩经典的阅读，将江南美景、新村变化、数字事实和传统的小康观念，用“共产主义猜想”这个主题来统领，开辟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和审美角度。

“典”当然主要是指经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经典的句式都可以拿来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比如我们年年喊反形式主义，就是反不掉，某地开人大会，领导炫才，工作报告居然是一首六千字的五言诗。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结尾时说：“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马克思的原意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在1983年前后因对杨朔散文的阅读，产生了疑问，这涉及形式美的问题，便去读美学方面的文字，最主要的有黑格尔的《美学》，并做了详细笔记。那真是一本很难啃的书，我从中只学到一点精髓，就是把握好三个关系：

第一，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黑格尔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是消耗、破坏它，换取自身的生存，是一种消费关系；二是研究它，并不破坏，是思考关系；三是欣赏它，保持距离，是审美关系。就是说，你把对象破坏了不美，研究得很透了也不美，有距离才美。

第二，把握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审美价值。既不能让形式妨害内容，也不能降低审美价值，“把它降为一种仅供娱乐的单纯的游戏”。

第三，把握审美的作用，即艺术对人的作用。人是由动物变来的，难免有动物性的粗俗的一面。黑格尔的原话是：“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一体。但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们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们解去自然的束缚。”就是说艺术创作不能粗制滥造，不能媚俗，而承担着净化人的心灵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