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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文风（第2页）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毛在各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两个务必”，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文章中。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却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毛文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

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一场临时的接见他就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的话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有学者式的积累，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我们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要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三百四十二条。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为从“颂”字引出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