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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由头（第1页）

苦难由头

老太太在**又躺了一年，之后溘然而逝。乔治不再写信，我却从别的途径知道了他的近况。他跟梅休兄弟走得越来越近。老梅休破产之后，两个儿子还住在艾伯维奇诺丁汉路边那栋阴森森的大房子里。这房子本是两人的母亲留给他们大姐莫德的。莫德结过婚，不过跟丈夫分居了，如今算是兄弟俩的房东。她身材高挑、块头很大、颧骨高耸，油腻腻的黑发绕着耳朵成了个纂。汤姆·梅休长得也挺英俊，皮肤黝黑，脸色红润，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是张狂。

梅休家的房子被称作“冬青馆”，非常坚固，全部用红砖建成，看着有年头了。房子距离艾伯维奇的主路只有五十码。跟主路之间隔着一片乱糟糟的草坪，周围一圈高大的黑色冬青树，看起来好像整栋房子被张牙舞爪的冬青树团团围住了似的。从宏伟的入口走入，映入眼帘的是房子光秃秃的一侧墙面和占地相当广的一片马厩。老梅休在世时马厩里养了不下三十匹马。现在马厩的墙缝里都长了草，所有的门都被晒褪了色，紧紧关闭着，只有乔治过来看马的时候偶尔会开两三扇。

渐渐地，本地有点闲钱却又郁郁不得志的男人们都喜欢来“冬青馆”，简直把这里当成了俱乐部。这儿的餐厅很大，但是很阴森，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客厅也没什么人气；反倒是晨间起居室里放了几把柳条编的椅子，拉着厚厚的窗帘，还有一只巨大的餐具柜，足够舒适。在这里乔治跟着梅休每周跟其他几个男人聚两三次，讨论马匹，顺道发泄对女人们颐指气使的不满。乔治都会带着威士忌过来。他们打牌的时候也会来钱，不过都不敢玩得太大。附近有些已婚男人也来参加这个“单身汉聚会”，他们的太太可是恨死了。

“他跟梅休家的人混在一起时简直让人没法忍。”梅格抱怨道：“我敢打包票，他们除了诋毁我们就不干别的。”

莫德·梅休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只是一门心思照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她那段婚姻非常不幸福，整个人现在都少言寡语的，几乎不说话。每天早晨当她提着篮子快步走过街道时，艾伯维奇的女人们都盯着她看；因为她敢于同丈夫别居，她们多少感到与有荣焉。但她为人骄傲不愿意接受同情，她们还是从心底里为她难过，况且她从来也不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乔治经常见到她，但因为她待他一如待其他男人一般冷漠，所以乔治有点害怕她。

他现在有更多的财力可以投入马匹生意上了。老太太去世的时候——那时正是乔治跟梅格结婚第二年的十月份——给他留了七百镑。梅格得到了酒馆、老太太在纽尔顿的两栋房子，还有酿酒厂的股份——价值差不多有一千镑。小夫妻俩都感到自己已经小有资产了。然而，如此一来，两个人反而更加渐行渐远。乔治很是小心，确保不会动梅格的财产。有一次他们吵架时，梅格说他不能拿她产业的钱去养梅休一家。自此以后，乔治就很认真地开始给自己的生意记账，还非要她从旁监督，如果用了她的钱也一定会如数还给她。梅格跟其他女人一样，性子反复不定，一会儿对乔治慷慨，一会儿又会计较，乔治此举实在是大大地丢了她的面子。

老太太走后的圣诞节，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这时乔治跟梅格再度恢复了友好的关系。

到来年三月，我听说乔治打算跟汤姆·梅休来伦敦谈生意，就写信给他，让他住在我这儿。梅格回信说她很高兴我邀请了乔治，因为她不希望乔治再跟着那个家伙一起走，他好不容易最近好多了；她很肯定就是常去梅休家的那些男人把乔治拐带坏的。

乔治同意住到我那里。我写信告诉他拉蒂和来思力也在伦敦，我们可以抽个晚上跟他们吃个饭。我在国王十字车站接乔治，之后我们三人坐车往西走。梅休非常英俊、体格强健。他和乔治站在一起，颇为引人注目。他俩都穿着马裤和长筒胶靴，不过乔治看着还像个农民，而梅休则一看就有马贩子的夸夸其谈。我们三个人看着不太搭。梅休哈哈乐着开了点玩笑，之后就越来越躁动不安。因为有我在，他感到很拘束，不自在。之后，他跟乔治说我是个该死的神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是挺欣赏他身上那种粗鄙的美——他的牙齿因为吸烟都变黑了——也挺乐意听他满口废话，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茬。乔治介于我们两者之间：对着我的时候他比较谨慎，很是恭敬，而对着梅休就变得漫不经心的，态度也透着些许轻蔑。

最后，梅休离开我们俩去找他父亲的老朋友，我们都挺高兴。我和乔治之间过往的亲密，一度变得脆弱、敏感、摇摇欲坠，如今又像酒精着了火一样微弱地燃烧起来。我们亲亲密密地坐在一起品味着复燃的友情，欣赏着一副盛大的大都会生活图卷在眼前慢慢展开。我们嘲笑过时的情怀固执地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旧日的荣光只能一点点地消失，哪怕再怎么缅怀，也回避不了日益褪色的命运。我们眼下可不是置身于现代生活的画卷之中么？这里的各种标志和色彩、错综交织的声响都让人迷惑：现代人为了速度而创造出的小玩具飞速地来去，发出尖利刺耳的噪音；还有熙熙攘攘的人们忙着四处奔波寻找生计；这两种声音构成了其他诸多声音的基调，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响动倏忽而逝，构成了一段段乐章：生活安逸——扬扬自得如同小号，困顿无望——嘶哑干涩有如双簧管，穷途末路——战栗悲壮恍若鼓点，更有万念俱灰——低沉悲切有如提琴。

我们看着大街上出租车一路疾驰，双轮马车摇晃着前行，公交车庄严地移动；我们站在公园[1]如盖的绿荫下，倾听着生命蓬勃地涌动；我们看着一个姑娘沿着街道一路跑来，头发在脑后飘扬，身边有个黝黑的男人哈哈大笑，露出一嘴白牙，也踏着沉重的步子跟着向前跑；我们看到一队皇家近卫骑兵进入公园大门，他们在马上身姿笔直，身上的银色、白色和红色晃得人眼花。他们越行越近，眼见着他们被白色马裤包裹着的流畅肌肉随着**马匹的动作而运动，脸颊和下颌也和着行进的节奏而起伏，我们都激动不已。我们的视线一路跟随着骑兵们红色的军装和银色的头盔消失在没有一片落叶的大道尽头，就像是红色的火星摇曳着飘过。在大理石拱门那边的角落里，我们听着一位小个子的社会主义者在一株法国梧桐下面慷慨陈词，他激昂的话语揭开了我的旧日伤口——我知道穷人的生活意味着无尽的苦难，因此听到他的话我不由瑟缩了。在他眼里，可能东区就是整个世界，而东区却像一个池水在渐渐干涸的大池塘，离了水的水生物都在阳光下痛苦地挣扎，直到整座城市都变成干涸的泥塘，只剩下裹在黑泥里的生物因为被剥去了生命的要素而战栗着艰难求生。我突然对这个小个子男人充满了恐惧，生怕他让我看到所有的淤泥，一如我曾经历的那样。可接着我又为他感到同情，这让我几乎窒息，因为他的眼里将只剩黑泥，再无光明。乔治听得很专注，深深地被触动了。

晚上，从剧院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一群流浪汉在滑铁卢桥下睡成一排，头冲着墙，脚伸到路肩外面——长长的一大排，一个个都黑乎乎地缩成一团，抵在墙边。除了两个人，其他人的脸上都遮住了，唯一露出来的是一个苍白消瘦的小个子男人，和一个野人一般的女人。往来的电车车灯时不时从他们脸上扫过，像是这两个默默无名的生物正陷入苍白不安的梦境。我们俩选择从他们的脚边走过。那一只只**在外的脚踝又干又瘦。有个蜷成一团的女人裙边拖在地上，已经脏污不堪。还有不少人用报纸裹住腿只为获得微薄的热量。他们躺在那里简直像一只只没有生命的包裹。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由地瑟缩。天正下着雨。有人站在人行道的边缘，一脸悲戚，因为今晚无处容身。外面一张长椅上，一个女人不顾雨水和黑暗坐着睡着了，雨滴挂在她松散的发尾处，又不住滚落。她的双手插在胸前的衣服内。梦中她突然惊动，前倾了一下，一只手从衣服里掉落出来，可她又再度陷入沉睡。乔治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给她点什么。”他声音慌乱地低声道。我有点害怕，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弗罗林[2]，鼓起勇气，塞进了她滑落的那只手心。那只手柔软、温暖，因为睡着了所以蜷着。她突然猛地惊醒，抬头看着我，又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转开脸，害怕她会与我视线相交。我心里又是悲痛又是惭愧，慌忙地跑下人行道跑到乔治身边。我们默默地疾步穿过一棵棵法国梧桐。远处西敏寺桥上行驶到高处的汽车闪着亮光，桥下的水面上有昏黄的光随着桥上的汽车移动着。湿漉漉的街道像是泼洒了金黄色的酒液，黑魆魆的河面上倒映着路灯破碎的光影。

拉蒂和来思力暂住在汉普斯特德[3]谭沛思家一位朋友的房子里。这位朋友——拉斐尔先生——是谭沛思-沃顿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拉斐尔家的房子高大坚固，相比起酒店拉蒂更愿意住在这里，特别是她还带来了自己刚刚十个月大的儿子，跟孩子的奶妈。他们邀请乔治和我周五晚上去那里吃晚餐。届时到场的会有拉斐尔家的主人夫妇，还有一位苏格兰女诗人，和一位爱尔兰音乐家，此人是歌曲和钢琴狂想曲作曲家。

当天拉蒂穿着一件黑色蕾丝长裙，因为她在为来思力的一位姨妈守孝。穿着这一身，她看着比实际年龄成熟了一些，别的都和以前一样。不过，稍微仔细地观察之后可能会发现她唇部的线条变得坚硬了，眼里些微透露出幻灭的神情。但是，见到在座的人她很是兴奋，所以整晚声音轻快、言谈机敏，可以称得上妙语生花。诚然，在这种场合，她总是魅力四射。这么一来，其他人倒都成了她的陪衬了。

乔治特别沉默，虽然也不时地跟拉斐尔太太说几句话，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静静地当个听众。

“真的！”拉蒂这时道：“我从不觉得有什么事比其他的事更值得去做。就好像甜品，你怎么会在乎吃的是葡萄、梨子，还是菠萝呢。”

“你不是已经吃过晚饭了吗？”苏格兰女诗人声音忧郁，说话如同唱歌一般充满着韵律感。

“唯一值得去做的事情就是创造。”拉蒂道。

“哎哟，时下还有年轻人不是这么说的吗！”爱尔兰音乐家叹道。

“也只有这件事能让人感到快乐了——或者说，满足。”拉蒂笑着转向两位艺术家，“你们不这么看吗？”

“如果创作出的作品确实让你感到满足，”女诗人道：“那你确实已经到达了某种特定的境界。”

“那你也写诗吗？”乔治问拉蒂。

“我？天哪，当然不！我曾经为了一个比赛绞尽脑汁地想凑出一首打油诗，可完全没辙。所以你瞧，我是个失败者。不过，你知道我有个儿子的，对吧？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小东西，是不是，来思力？他就是我创造的作品。我是个顶好的母亲，对吧，来思力？”

“堪称楷模！”来思力回答。

“对了，”她得意扬扬地高声道：“只要需要在访客簿上签下名字和职业，我都会写‘母亲’。我希望我的这份事业蒸蒸日上。”她微笑着总结道。

现在的拉蒂身上带有一点很讽刺的凉薄。从本质上来讲，她是个真诚的人。她就像大多数——甚至所有——女人一样，到了某个时刻，对一切都丧失兴趣，认为什么都没有价值，她已经决定就这么将就着过日子，忽视自己，将自己的希望完全倾注到其他人身上，通过别人来过完自己的余生。正因为选择了这种奇特的对自我的压抑，女人似乎就可以完全逃避自身成长这个责任了。她就像个修女，在脸上蒙上一层面纱，以表明自此以后她就不再为自己而存在了，她已经变成了上帝的仆人、某个男人或自己孩子的仆人，抑或是成为某个使命的执行者。既然是个仆人，她也就不再为自己负责，因此她会变得惊恐、寂寞。为他人服务当然轻松简单。为了过好自己的人生而担起责任才可怕：这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种寂寞，也是最为沉重的一项责任。所以拉蒂如此纵容自己的丈夫，却又不愿意全然依赖他；相反，她还将他很大一部分责任扛在肩上，所以来思力才会如此钟情于她。可她现在却已经放弃了对自身的责任，转而服务起自己的孩子。等孩子长大成人，他们要么会不知不觉地摆脱她，让她不得不再次品尝担起自己人生的痛苦和孤独，要么就会温柔地珍视她，但偶尔也会因为她爱的牵绊而埋怨她。

乔治在谈话的进行过程中只是观察和聆听，什么都没有说。这些在他看来就像是纸张或书页之间的摩擦，一点都不合理。后来稍晚一些的时候，拉蒂唱了几首歌，已经不再是意大利民歌了，而是德彪西和斯特拉斯的作品片段。乔治也听得索然无味，觉得毫无意义。看着拉蒂把时间放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乔治感觉非常不耐。

“你喜欢这几首歌吗？”拉蒂刻意表现得很坦率，不介意他的看法。

“不太喜欢。”乔治大刺刺地承认。

“是吗？”她笑笑又道：“这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几首了，虽然很短。”她开始哼唱德彪西的一首小调。在这个问题上乔治根本无言以对，只得生生受了她一击，不再开口。

拉蒂又问到梅格和孩子们以及艾伯维奇的事务，不过显然兴趣不浓。她刻意让两个人之间保持了距离，虽然她看起来很自然，也很好客。我们不到十一点就告辞了。

坐在出租车里，往山下疾驰时，乔治道：“你知道吗，她让我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