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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第1页）

空屋

1894年的春天，罗纳德·阿德尔阁下被人谋杀，案件的离奇和匪夷所思引起全伦敦的关注，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中，公众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但当时有许多细节却未被透露——起诉的证据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事实。直到现在，近十年后，我才得到允许来补充那次精彩破案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环节。案子本身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这点趣味比起案件出乎意料的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的冒险经历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感到震惊和诧异。现在，即便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想起这桩案子我依然感到惊心动魄，并重新体味到那种兴奋、惊奇而又难以置信的心情，这心情如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对于我提到的那个大人物的一些想法和言行，一些读者相当感兴趣，我想对你们说：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和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本来应该把这当作我的首要责任，但那位大人物曾亲口下令不允许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的3号，这项禁令才被取消。

可以想象，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以后，我总是仔细阅读关于各种疑案的报道，从不遗漏。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兴趣，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破解这些疑案，只是收效甚微。然而，没有任何一桩案子能像罗纳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住我。当我看到审讯报告中的那些足以让某人或某些人被判有蓄意谋杀罪的证据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从未能弥补社会因失去福尔摩斯而受到的损失。我敢肯定这件奇案中有几点会特别吸引他，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一定能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有力的援助，甚至可能赶在他们之前行动。我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件案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现在，请允许我旧话重提，把审讯报告中公布的案情扼要地重复一遍。

罗纳德·阿德尔阁下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和阿德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位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家族的爱德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在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在两人之间留下什么难以化解的宿怨。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这是因为他习惯于安静的生活，个性也比较冷漠。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懒散的年轻贵族，却以最离奇的方式突然死去，时间是1894年3月30日夜里10点至11点20分之间。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经常打，但下的赌注从不会大到给他造成什么损失。他是鲍得温、卡文狄什和巴格泰勒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在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曾经在巴格泰勒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1]。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里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英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决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谨慎，常常是最后的赢家。此外，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搭档，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420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10点整从俱乐部回到家。他的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明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通常当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火堆冒烟她就打开了窗户。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都没有动静。梅努斯夫人想进屋去和儿子说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于是母女二人叫喊、敲门，但都听不见阿德尔答应。于是她们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打破，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却找不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10镑的钞票和17镑10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放成10小堆，每堆的数目都不相同。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每笔数目都对应着某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更是使得案情变得很复杂。第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然后从窗户逃跑了，但是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30英尺，而且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门是年轻人自己插上的。但是他是怎样被害的呢？没有人能够爬上窗台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是有人从外面透过窗子开枪杀害了他，那么此人一定是一个只用左轮手枪就能置人于死地的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100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当时没有人听见枪声。然而，这里却发生了一桩命案，还留下了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这种子弹和所有铅头子弹一样，只要射出就会开花，受害者被击中后肯定是当场毙命。这就是公园路奇案的基本情况，案情由于找不出作案人的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过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而且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都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想努力找出一个能解释得通的说法，并发现案情中最薄弱的环节——我已故的朋友把这叫作一切调查的出发点——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一天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一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都仰着头望着一扇窗户，这使我注意到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怀疑他是一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了凑，但他的那些结论听起来实在是荒谬。于是我有点儿厌恶地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正好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树木崇拜起源》，于是我断定老人必定是一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晦涩难懂的书籍作为工作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个意外向他道歉，可是很显然，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发出一声厌恶的低吼，转身就走，我看到他那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对公园路427号的多次观察丝毫没有让我弄明白我所关注的问题。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上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够到那扇窗户却完全不可能，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哪怕身体再敏捷的人也爬不上去。我越来越迷惑不解，只得返回肯辛顿。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令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又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见到我，您感到很吃惊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又嘶哑。

我承认我是很吃惊。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瞧见您走进这幢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儿粗暴，可我并没有恶意，我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您言重了，”我说道，“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先生，恕我冒昧，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我想我很高兴能见到您。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正好可以把您的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它现在看上去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竟然隔着书桌站在那里对我微笑。

我站了起来，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惊讶到了极点，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时的确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等它消失后，我才发现我的领口已经被解开，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辛辣的味道，福尔摩斯站在我的椅子边俯视着我，手里拿着细颈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很抱歉，我没有想到你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声叫道，“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怎么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呢？”

“等一等，”他说道，“现在来讨论事情，你觉得身体能行吗？你看看我这不见得戏剧性的重现已经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现在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怎么站在我的书房中的人会是你？”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可是不管怎样，你反正不是鬼，”我说道，“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活着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出来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双排扣旧外套里，其他用来乔装的道具就是那一堆放在桌上的白发和几本旧书了。福尔摩斯并未见老，反倒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一般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看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大规律。

“我很高兴现在能够伸直腰了，华生，”他说道，“一个高个子为了看上去矮一英尺而一连几小时弯着腰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亲爱的老朋友，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今晚咱们还有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我最好还是等这任务完成后，再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你吧。”

“我很好奇，现在就想知道。”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你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还是老样子。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儿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可我给你的便条却是真的。当我发觉‘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邪恶的身影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在他灰色的眼睛中，我能觉察到他那不可动摇的意志。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客气的许可后，就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都留在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然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发现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向我冲了过来，想用他那长长的双臂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眼下只是急着想报复我。我们两个扭成一团，在瀑布的边缘摇摇欲坠。但是我懂一点儿日本式摔跤，这一手我过去用了好几次，很有用。于是我从他的两臂下面钻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在空中乱抓。但是不管他费多大的气力，还是无法保持平衡，掉了下去。我伸头看了看，只见他坠下去好远，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被弹了出去，最后掉进了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作着这番解释，我仔细地听着，感到十分惊奇。

“可是还有脚印呢！”我大声说道，“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却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止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的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三个人，总有一个会找到我。但是，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他们就会胆大妄为起来，暴露自己，这样我迟早能够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我的大脑转起来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看了看身后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几个月后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一片绝壁，可你说得并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个地方很像岩架。悬崖那么高，想要一直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想再顺着那条潮湿的窄道走回去而不留下脚印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像过去在类似的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靴子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一个骗人的把戏。所以，总的看来，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华生。瀑布就在我的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我可以保证，那时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传出，冲着我喊叫，稍有闪失我就没命了。有好几次，当我的手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在潮湿的岩石缺口中打滑的时候，我想我完蛋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里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同情而又徒劳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就结束了，可是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使我预感到叫我更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在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但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却发现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躺着的岩架上，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单独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望风，而我一看便知这个党羽是个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的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弄明白这一切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向下张望，这意味着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于是我跌跌撞撞地爬到下面的小道上。我不认为自己当时镇定自若，因为这比往上爬要难上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后撒腿就跑，在山里摸黑跑了差不多有10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