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马连良这样的京剧名家在民国的时候很赚钱,看起来也很有社会地位。
但是说到底依旧是没什么人格的。民国时候北平变换大王旗,那些军阀和官员哪个真把他当一个人物啊。
就不说他了,之前谭鑫培病的那么重,袁世凯的公子过生日(他一年过二十个生日,没钱就过生日)要谭鑫培去唱戏,谭鑫培老爷子拖着病体去,唱完就吐血。
说到底这些唱戏依旧不是人呗。到了新中国,虽然说赚的少了,但是马连良却觉得日子好了。
因为没有什么司令、哪个旅长的马弁带着短枪来家里叫他去给司令、旅长唱戏,而且还不知道给不给钱。
钱不钱还是小事,生怕自己惹别人不快,人家司令一枪把自己毙了。所以能给新中国做一些事情,马连良还是很高兴的。
但是这广播出来后,他也有点懵。“这不是我录的啊。”“这怎么是唱歌呢?”
“怎么是这个味道的《定军山》呢?”马连良老爷子发出灵魂三连问。
还好这首歌唱完后,无缝衔接了他的京剧版《定军山》的唱段。马连良的儿子忍不住问道:“老爷子,你之前是给人一边唱歌一边唱戏的录了两版?”
马连良摇摇头:“我不知道啊!不过,那歌唱的也不错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京剧里……”
马连良老爷子的脑海中开始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脑海中开始有一部《新编空城计》的雏形了。
实际上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头十年,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剧是非常有生命力,而且非常接地气的一种表演形式。
早在民国时期,马连良和梅兰芳等大家就在舞台上尝试过融入声光电等各种,让京剧有更强的表现力,让大家伙更爱看。
还排演过很多新编京剧,比如说各种北洋和民国时期的讽刺性京剧。
反而是后面京剧越来越守旧,越来越回去,最后倒退一百年。而且还有一个小圈子的人圈地自萌,强行提升门槛。
把一个原本是贩夫走卒,拉黄包车的车夫都会唱的京剧活生生的抬高成了一种需要很高学习成本才能欣赏的艺术。
实际上这个年代的京剧大师根本就没有想过,后世的京剧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正在上海准备新年演出的梅兰芳听到流行乐和京剧结合的歌曲后,他猛地一拍桌子:“好啊!这种唱法有意思。”
“梅老板,这唱的太俗气了吧。”梅兰芳的班主(也可以认为是经纪人)不是很认可。
梅兰芳却哈哈一笑:“你呀,什么俗气不俗气。你看我们京剧在南方演出就不是那么受欢迎。在上海我还有点号召力,在往南,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唱的是什么了。”
“你看看能不能找人联系一下写这些歌的大才。我想改编《贵妃醉酒》很久了。老戏迷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人是念旧的,但是没新鲜的东西是不行的。”
“你看今年上映的电影《大决战》三部曲,还有《地下交通站》拍得多好啊。我们京剧也要与时俱进啊,不然以后会被电影挤压的没市场的。”
梅兰芳笑着说道:“京剧也要和我们国家一样,一起进步嘛!”
班主想了想:“也是。行,我给您找去。”
这台春晚注定是要给许多人带来不同的震撼。
一台新潮又古典,高雅又通俗的晚会第一次让大家做到雅俗共赏。
连唱了几首歌和一出京剧后,节目也到了语言类节目上。侯宝林和郭全宝的相声《方言与艺术》开始播放。
当相声说道上海方言的时候,很多人都笑的前仰后合。侯宝林一次去上海演出,在路边找个理发店剪头发。
剪完以后老板问他:“打一打头好不啦。”
侯宝林想着:建国后不许打人啊。
于是他问:“你是打我一个啊,还是全部都打啊。”
老板说:“统统都打。”
侯宝林心一横:那咱别坏人规矩啊,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