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便想,能造出这般器物的,定是位懂民生疾苦的能人,只可惜素无交集,不便贸然叨扰。”
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瞥见张二丫端来的柿子饼,眼底笑意更深了些:“后来长安街头冒出炒栗子,甜香能飘半条街,再往后,柿子饼也成了京中时兴物,据说连宫里的御厨都学着做。问起出处,都说来自栲栳村一位萧郎君。”
“那时便猜到,许是同一人。”
李恪抬眼看向萧然,目光坦诚,没有半分皇室子弟的倨傲。
“能将农具造得惠及万民,又能把寻常吃食做得这般精致,既有经世济民的大巧,又有体察生活的细思,这般才学,实在让人佩服。”
“今日得见,倒比传闻中更显平实,果然‘大智若愚’,不是虚言。”
这一顿夸的,萧然不服不行,只能感叹人家会说话。
“哈哈哈。”萧然笑起来,“三郎,打住,你这样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运气好运气好。”
萧然突然挺喜欢李恪的。
“小郎君太自谦了,这哪是运气好啊!”
李恪端起张二丫刚沏好的茶,轻轻抿了一口,补充道:“前几日听外祖母说要来寻孙老先生,得知老先生便在小郎君这里,心里便想着,总算有个由头能来拜会,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叨扰之处,还望小郎君莫怪。”
一番话,既点出了萧然的功绩,又藏起了自己的身份,语气里满是敬佩,却无谄媚。
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活脱脱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李恪想来找萧然是真的,但是知道李世民李丽质几人经常来,就不好再来。
特别是因为萧然也姓萧,加上外祖母萧皇后也是,更想来看看。
李恪的身份很尴尬。
根源在于他同时背负着隋朝皇室后裔与唐朝皇子的双重标签,这种矛盾在贞观年间的政治生态中尤为突出。
李恪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之女,属于弘农杨氏核心支脉。
隋朝灭亡后,杨氏虽未被清算,但作为“亡国之余”,其政治地位已跌至冰点。
李恪自幼便被贴上“隋裔”标签,这在关陇集团主导的贞观朝堂上,天然带有原罪色彩。
历史记载贞观十七年,当李世民短暂动念立李恪为太子时,长孙无忌立刻以“恪非长孙皇后所生”为由强烈反对,表面是嫡庶之争,实则暗含对隋朝血统的排斥。
李恪虽文武双全,却因血统问题长期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甚至多次被贬外放。
史书记载贞观十一年因田猎扰民被罢安州都督之职,这种“能干但不可信”的待遇,正是其身份尴尬的直接体现。
李恪的外祖母萧皇后是兰陵萧氏代表人物,而萧氏与李唐皇室存在复杂姻亲关系。
萧皇后之弟萧瑀是李世民的重臣,同时也是萧氏家族在唐朝的政治代言人。
这种关系使得李恪在朝堂上既是萧瑀的侄外孙,又是皇帝的儿子,身份重迭导致他在权力博弈中难以完全站队。
史载萧瑀曾多次为李恪说话,但最终未能改变其命运,侧面印证了这种伦理错位带来的无力感。
李恪的归属感呈现出“文化亲近、政治疏离”的特点。
他虽对母系家族的文化底蕴引以为傲,但在政治上必须效忠李唐皇室。
这种矛盾在其行为中时有体现:一方面,他在安州都督任上积极推行均田制,展现出对李唐统治的维护。
另一方面,他又因“类己”像李世民而被长孙无忌视为威胁,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种撕裂感,恰如他在永徽四年被赐死前留下的那句“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既是对命运的控诉,也是对自身复杂身份的无奈注解。
身份尴尬本质是隋唐交替期政治转型的缩影。
他的血统使其成为隋朝遗脉与李唐宗室博弈的焦点。
而其归属感则在弘农杨氏的政治遗产与兰陵萧氏的文化基因间摇摆。
这种矛盾最终将他推向悲剧结局,却也留下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与政治命运的永恒命题。
正如他墓中出土的《大唐故吴王墓志》所言:
“隋季版荡,唐运肇兴,公以金枝玉叶,膺兹多故”,寥寥数语,道尽了那个时代贵族子弟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挣扎。
李恪身上有三个皇室血脉,除了李唐皇室,大隋杨氏,还有南梁萧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