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錡在兴庆府迎来了春天。
各项安抚政策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推行阶段,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基层官吏的不足和良莠不齐。
宋军占领时间尚短,可靠的、熟悉当地情弊的汉人官吏极其有限。因此不得不大量启用的原西夏下层官吏和部落头人。
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手困境,但也带来了贪腐、欺上瞒下、执行政策走样等各种问题。
不断有消息传来,某地小吏在登记户籍时勒索钱财,某处头人在分配农具种子时优亲厚友,甚至有人暗中抬高租税,中饱私囊。
刘錡对此毫不手软。
他派出多路巡查御史,手持令箭,有权就地处置不法官吏。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数名贪墨的汉人小吏和欺压蕃民的党项头人被公开处决,首级传示各地。
他用铁腕昭示了整顿吏治的决心。
同时,他也意识到,仅靠惩罚是不够的。
他一方面加紧从陕西内地征调、选拔干练的官吏充实过来,另一方面,则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办法。
在兴庆府设立一个临时的“蕃学”,选拔一些通晓汉蕃语言的年轻党项人或回鹘人,进行短期的吏治培训,教授基本的律法、文书和算术,结业后派往各地担任通译或低级吏员。
这既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也为将来培养了一批可能忠于新朝的本地人才。
苏拉在慈工局遇到的那个识字的回鹘女孩阿依莎,就因为机灵懂事,被选入了第一批蕃学名单。
军事上,刘錡并未放松警惕。西夏故地并未完全平定,零星的抵抗和小股马贼的骚扰时有发生。
北方的蒙古诸部始终是巨大的威胁。
历史上,这个时候的蒙宋并不接壤。宋人对蒙古的了解,大多是通过与他们对峙的金朝间接获得的,信息存在一定的滞后和失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宋人并未严格区分“鞑靼”和“蒙古”。他们常将两者并称,如“萌古、达靼”或“蒙国、鞑靼”,作为对北方强敌的统称。
这甚至导致了后来成吉思汗的某些部将也自称“我鞑靼人”。
甚至,宋人史料中记载的蒙古早期活动,多集中于草原东部,这与后来蒙元史料强调的成吉思汗家族龙兴之地,也就是“不儿罕山”出入很大,这反映了当时认知上的局限性。
刘錡深知蒙古铁骑彪悍的战斗力,因此他重新调整了防务,将主力精锐部署在应对北方威胁的方向,并对内地的驻军进行轮换休整,以保持战斗力。
对于像药乜鬼名那样被派往宋辽边境的降兵,他也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和融入情况,这关系到边境的稳定和这批降兵的最终归宿。
春耕时节到来,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久违的劳作景象。
虽然工具简陋,牲口缺乏,但无数像苏拉一样的平民,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分到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
官道上,运送农具、种子的车队络绎不绝。
各地重新开放的榷场也逐渐热闹起来,虽然规模远不如前,但总算有了些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