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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稷下学宫与战国军庠（第1页）

在与葛氏兄弟关于经济学术的讨论中，我无意中帮助葛履补全了“管仲学派”的学术闭环，也由此真正得到了葛履和葛谦在学术悟性方面的尊重和认可。

其实作为读书“二半吊子”的我自知难有葛履的深厚积淀和葛谦的犀利才辩。我只是在“道”的层面得到汲黯的指点又恰巧将这个指点的要旨融汇到了葛履的学术问题中，推导出了他想找的答案。

因此，我一点也没有踏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的沾沾自喜，还是保持学生心态向葛氏兄弟提问、在葛履的书斋读书。

我最早听到“稷下学宫”一词是执戟未央遇到刘彻醉酒时说的。后来在与汲黯的接触中，我就经常在他的笔记上看到“稷下”二字。我也知道义父曾经在“稷系”学习，葛履、葛谦兄弟更是正宗的“稷下传人”。但是“稷下”究竟为何物？我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还是不怕葛谦嫌我粗鄙，向他请教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

不嫌我的问题粗浅，葛谦向我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稷系”的由来和传承。

早在先秦，中华文化就经历了空前的繁盛。春秋的孔丘、老聃和墨翟如三座文化高峰并立于世，他们都有完整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体系，并有各自的传承。到了战国时期，更涌现出一大批哲人先贤，就各自的传承和观点激烈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背后是文化包容和学术传承融合的推动，这其中最富影响力的莫过于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的“稷下学宫”。

战国最强的军事在秦，但最强的文化传承在齐，而“稷下学宫”就是这文化传承象牙塔顶的瑰宝。自田齐桓公田午开办“稷下学宫”到始皇一统六合“焚书坑儒”，“稷下学宫”在一百多年里培养出了无数顶尖人才，其中的佼佼者如孟轲、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忌、荀况……

特别是荀况，他出儒家而又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他三任稷下祭酒（校长），在弘扬自家学说的同时完全不打压百家之言，可以说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奠定了基础。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成为秦国统一的重要文治功臣，也成为了“法家弼士”的集大成者。

稷下学子们在包容开放的思想氛围中发奋读书，有的追求精神和学术的境界成为隐士高人；有的怀着经世的信念入仕，“学得文武艺，售卖帝王家”终成一代名臣；也有的秉承教育之初心，安贫乐道，教书育人，成为稷下学术的传承者。虽然历经“焚书坑儒”的重大破坏，稷系转入半地下，但是传承始终没有断，在大汉名臣中，稷系的再传弟子至少就有五位重量级人物：田何、张苍、贾谊、晁错、董仲舒。

葛谦还介绍说：他父亲葛至阳的这个学派叫“稷下管仲学派”，又被称为“齐法家”，以杂糅儒、法、道兼经济之学有别于秦晋法家。而其实在他父兄眼里，他的观点不是这个“稷下管仲学派”的，而是独立的一派。因为“管仲学派”的根本观点还是建立在“君国本位”的基础上的，而他的思想更加惊世骇俗，能说出“铸币不一定要归国家”、“增减农商之术本质就是搞钱”、“首领的私德臧否、作风刚柔、手腕软硬甚至得位正否都不重要”、“如果不能做到‘活万民、询万民、利万民’的经济政策无论经过儒、道、名、法、农、墨、纵横、阴阳……诸子百家如何包装教化洗脑，那都是恶术”之类的话。

葛谦告诉我：“十几岁时，我爹曾对我说：‘你明明生活中是个孝悌的孩子，为什么学术上如此大逆不道？’我说，‘难道我说得有错吗？只是不符合腐儒的洗脑宣传罢了。’我爹说：‘你以后少跟外人说你这些学术，小心祸从口出，连累全家！’于是从此除了弄琴作画的朋友，我就不接触了，渐渐的甚至不愿意跟所有外人多说话。”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道，“‘神童’真的是自控力强，一般少年心智，哪里能憋出你这样的心性！话说那时候你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学术，让至阳伯都害怕？”

葛谦笑道：“我说‘官山海’是不对的，天下资源应该尽天下人用，凭什么君王一家专私？刀闲氏、刘濞之流以海盐山铜发家后德不配位，为富不仁，难道帝王家就一定德位相配了？”

听完葛谦的话，我陷入了沉思。这个问题让我带入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时的仇恨。我在想：刘彻德位相配吗？霍去病德位相配吗？他们草菅人命德不配位的时候有人能收拾他们吗？

看到我不说话，葛谦道：“我的思想太忤逆吓到你了？”

“不是！”我回道，“我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当君王、显贵德不配位的时候，有人能收拾他们吗？”

“具体怎么德不配位呢？”葛谦道。

“比如无视法纪，草菅人命。”我道，“我说的是皇室或顶级权贵依仗自己的身份。”

“有具体场景吗？”葛谦道。

我思考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能把“李敢之死”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于是道：“我就泛指。皇室或顶级权贵依仗地位行不法之事，草菅人命。”

葛谦想了想，道：“如果没有具体场景，容我想想。我想成熟了告诉你。”

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其实一首很想听“神童”葛谦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没有回答我。

在这期间，我和葛谦白天指导阮家的劳动力们施工并闲扯学问，晚上则与葛履一起讨论“管仲学派”学术和葛谦的“忤逆学说”。

大约在三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的话题回到“货殖增长之术”。葛谦告诉我：他认为“货殖增长之术”的那些理论道理其实知道就好，用处不是那么大。因为经过数千年发展，能沉淀下来的商人们早就对那些基本原理烂熟于胸甚至刻进骨髓。但是如同打仗一样，决定商战胜败的从来不是基本原理，而是临场指挥。准确的说是对时机和人性的把握。

葛谦说：现在的商业己经不是光眼光就能赚钱的。比如从淮阳买盐到陈留，一门一户少量的弄不会有麻烦，但是如果我们敢大批量去搞并贩卖获利，很快就会有官吏上门来找麻烦。一旦处理得不好，被转入商籍进入“算缗”行列都有可能。当年他父亲葛至阳去经营颍水的航运，对“货殖增长之术”的各细节把握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他遇到了想垄断黄河流域航运的强大资本师氏，无盐氏对他的投资力度又不足够，被大鱼吃小鱼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他觉得现在做生意要选对门槛、选对风口，在竞争到来之前建立技术或者市场壁垒比照搬“货殖增长之术”要重要得多。

另外，葛履觉得要做成功的商人，比这些更加重要的还是对人性的洞悉。他以“陶朱公救子”的故事为例来讲述范蠡为什么能“三散家财”最终还能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

范蠡的次子在楚国杀人被捕。范蠡虽认同“杀人偿命”之理，但秉持“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观念，计划派幼子携千金赴楚，托隐士庄生运作赦免。

范蠡的长子以“家督”（家族责任）为由坚持代行，并以自杀相胁，范蠡的妻子也认为幼子年纪小，不如长子办事牢靠。范蠡被迫改派长子，叮嘱其将千金全交庄生且不得干涉。

庄生虽居贫巷，但以廉洁闻名，受楚王敬重。他收金后假意应承，实计划事后归还。庄生借星象之说劝楚王大赦，楚王遂封府库预备赦令。范蠡的长子从权贵处得知大赦消息，误判庄生未出力，索回千金。庄生羞愤，向楚王揭露“赦免实为陶朱公子贿赂所致”的传言。楚王怒而下令先处决范蠡次子，次日再颁赦令。

救弟失败的范蠡长子运尸归家，范蠡坦言早预见结局，指出长子因早年贫苦养成吝财本性，而幼子生于富贵更懂弃财成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除了认同葛谦的理论：“在商业活动中，通晓人性比照搬原则更重要”之外，我更加感慨即使智慧如范蠡也改变不了一些事情的遗憾结果，比如次子杀人偿命、比如为了事业献西施给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