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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的初高中时代1 五人帮（第1页）

不想，俄文语言学了一年，居然就不学了。为什么？因为中央有通知，理由是减轻中学生的负担。

……

初一，我们班成了“乱班”。

初二上学期，学校调来一个名叫“许之森”的老师，他也是对我一生影响重大的老师之一。

许老师出生于1912年，时年42岁，正是壮年。他是东吴大学法学士，上海律师工会监事。他知识广博，循循善诱，上课时从来不发火，凡事以表扬为主。通过他的努力，硬是把我们这个乱班给“摆平”了。

班里最捣蛋的无疑就是一号王国民，二号吴才甫。王国民绰号：“国民党”；吴才甫绰号：“军阀吴佩孚”。他俩都是留级生。每天吃好午饭，他俩没事就把教室里的课桌椅挪在后边，空出前面一半。硬搂着小同学跳交谊舞。曲子当然是不错的，皆是西方著名舞曲。

1954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令禁止舞厅营业，很多单位以举办集体舞会取而代之。一时舞会之风大盛。到了周六下午，往往会出现各单位的青年职工到处讨舞票的现象。这些组织者有时手里拿着一大沓舞票，不知适从，专门挑条件好的单位进行跳舞。比如，要有打蜡地板、弹簧地板，这样跳起舞来非常舒适。

这里，我顺带说说我的小舅罗国源。他有一个好去处——苏联总会。中国公民一般是不能进去的，必须有熟人领引方可入门。门票5元人民币，两张券。即一男一女。单身男性拒不接待，必须自带舞伴。地点在绍兴路上，那条道十分幽静。

我当时年仅14岁，尚未发育，对跳舞不感兴趣。为这事，还被“国民党”和“吴佩孚”等同学羞辱了一顿。

那天，他们五六个人扎头扎脚地把我弄到教室角落处，强行脱下我裤子，看我鸡巴上长毛没有——当然没有，白子一只而己。

初二下学期，我们班里有拉帮结伙现象。我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洪丕柱关系最好，俩人常在一起玩。

1955年3月1日，上海各大银行门口排着长队。那天是发行新币的日子，旧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沈大钟、谢宝康与我关系不错，大家相约去银行，排队兑换新币。

到了初三，乙班解散。我们庚班成了乙班，张崇棣同学调进我们班，“五人帮”乃正式形成。“五人帮”成员是：洪丕柱、张崇棣、沈大钟、谢宝康，以及本人。自豪地说：这个帮是以我为主喽。

全班50个同学则增加至59人。其中，孙妙泉与刘惠源，他俩与我关系也不错，但这只是双边关系也，与我们的“五人帮”无关。

孙妙根后来参军去了，入伍的部队在中国最北面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复员回上海后，与市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婚。

而刘惠源，“上海冶金中专”毕业后，分配在西川一家钢铁厂工作。后出事故，不幸跌入钢水中，尸骨全无。

这是后话。

继续说“五人帮”。“五人帮”中，谢匪宝康（绰号），与他们关系只属一般，但与我比较密切。每次去看许老师，我们都要到他家去叫他。然后“五人帮”浩浩荡荡向许老师家进发。这是初中三年级接近毕业时发生的事，而许老师每次见我们上门来，总是以点心招待。

初三毕业后，就只剩“三人帮”了。张崇棣、洪丕柱首升（首升一共六人，因乙班为和尚班，共有59名男生，首升比例为10%）。沈大钟则气愤走人，考进了南洋模范中学，而且他还担任了“南模”的班团支部书记。要知道，他在原延安中学只是一个中队主席，之后才当了大队长。谢宝康则进了“市西中学”。

另外，西个首升名额是：张民华、邵耀永、金嘉华、陈逸诗。

其中，陈逸诗是越南华侨。后来，高中生的华侨都集中到市重点学校去了，大概是上海中学，也有可能是曹杨二中，我忘记了。这之后，我再没与陈逸诗见过面。

据金嘉华同学透露，他将首升名额让给了哥哥金嘉诚，校方要求他考一次，说他考试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他哥哥功课不佳、仅因为是班干部、便享受殊荣。校方为兄弟俩搞了这样一个“掉包计”。

初二下学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

我班石遐闻同学戴上了黑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