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总自从女儿生病之后就一首没有来怀柔,偶尔给我打打电话,我也主动给他汇报一下整个工程的进度,他很放心的对我说,“刘凡,我这一段时间要好好陪陪女儿,你就多操点心”。我关心的问了一下妞妞的情况后,心里放心了许多。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和付莹商量着下一步的营销策划方案,彭红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紧张的说道,“刘总,你赶紧过来,工地停工了。”我一听,头立马就大了起来,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故,忙问他,“怎么回事儿?”,“不知怎么回事儿,拆迁户他们把我们工地的门堵住了,不允许我们进行施工,好像说是他们的补偿款被有人贪污了。”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赶到现场。
还没走到工地进场大门,远远就见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吵吵。我把车停在不远处下车走到那帮人群前,问一个正把半截烟蒂狠狠摁在墙上的一个年轻人,“老乡,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施工呀?”他身后,十几多个村民攥着皱巴巴的补偿协议,像一堵沉默的墙堵在工地入口。这时,彭宏也过来了,他对那年轻人介绍道,“老乡,这是开发公司的刘总,你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那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问道,“老板,你们给我们的拆迁款是不是八千一平方?”
“这个问题政府当时给你们怎么说的?”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数字,就反问道。
“我听说每平米补八千,凭啥到咱手里就少了五百?那钱飞了?”一个穿蓝布衫的大婶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指着被堵住了的大门:“没说清楚谁也别想干活!我家老头等着这钱去做手术,你们倒好,克扣我们的保命钱”。
几个村民干脆搬来断砖石块,在大门口前码成一道矮墙。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和一些未拆完的残垣断壁叠在一起。
我看到这情况,立即拨通了靳总的电话,把情况给他说了一遍,靳总立即交待道,“刘凡,你们一定不要和村民起冲突,我这就过来,这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我马上给开发区领导打电话。”说完,就挂了电话。想着靳总出面,我那颗紧张的心放了下来。
我望着远处的塔吊悬在半空,吊斗晃悠着,像个不知所措的惊叹号。心里猜测着,这中间一定有猫腻,不过,这事必须政府出面才能解决。我对彭宏说了靳总的意见后,就对围堵的村民们说道,“老乡们,我们己向上面反映了你们的要求,他们很快就会来人解决问题的,不要急。”
此时,太阳正当头,大门口的施工挡板被掀得歪歪扭扭,十多个村民坐在挖机前的泥地上,草帽檐压得低低的,谁也不说话,只有蝉在旁边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
不一会儿,一辆帕萨特开了过来,开发区的张主任从车上下来,对跟在他身后的村支书说道,“老李,你让大家伙儿先起来,地上烫!”他扯着嗓子说道,声音被热浪烤得发飘,“各位,拆迁款的账,我带了审计的同志,现在就去村委会对,一分一厘都算清楚!”
人群里起了点骚动,有个穿蓝布衫的老汉猛地抬头:“张主任,这拆迁款不仅少了。还没发够,去年你说‘下个月发’,上个月你说‘再等等’,我们等不起了!娃要交学费,婆娘等着买药——”话没说完,被旁边的人拽了拽胳膊。原来,又来了一辆警车,警车里下来两个穿制服的,没带警棍,只是站在挡板边,其中一个年轻的掏出水瓶,给离得最近的老汉递过去:“叔,先喝点水。我们是来维持秩序的,你们好好说,别中暑了。”
张主任趁机挤到人群中间,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明细表:“这是银行的拨款记录,村里领了多少,支了多少,都在这儿。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笔笔算。算错了,该补的补;有人敢贪,公安同志就在这儿,首接带走!”
老李支书的脸在日头下泛着油光,手攥着裤腰带上的钥匙串叮当作响。他往人群方向挪了两步,看了看坐在地上的乡亲们,终于哑着嗓子说:“都回去!有什么要求,张主任在这,我们好商量。”
有几个村民慢慢站起身,互相搀扶着往外走。穿蓝布衫的老汉走在最后,回头望了眼依旧坐在地上的三个人,叹口气:“走吧,张主任这话,听着像真的。”
当村民们陆续跟着张主任去村里后,靳总给我打来电话,
“刘凡,政府张主任去了吗?我刚接到他们通知,下午三点你和我一起去开发区开会。”我答应后,靳总就挂了电话。
下午一点半,靳总就来到公司,我又给他讲了上午开发区张主任处理的过程,靳总冷笑的说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看他们管委会怎么解决吧。”
下午三点,开发区管委会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中透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凝重。张主任将手里的拆迁款明细重重拍在桌上,桌角的搪瓷杯都震得跳了跳:“群众的拆迁款都敢动,这是在砸咱们开发区的招牌!”
我和靳总作为项目建设方代表,坐在会议室后排座上,认真的看着进来时工作人员发给的村民们书面投诉材料复印件。台上张主任继续说道,“必须一查到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张主任的声音掷地有声。
散会后,张主任把靳总和我叫到他办公室,安慰道,“老靳,小刘,你们不要着急,我会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耽误你们的工期的。这两天,你们安稳好你们的工人,别复工时,人手不够了。”靳总和张主任客气的下,我们就回公司了。
夜幕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沉沉压在城市边缘。我坐在办公室里的电脑前,查找着类似于这种情况的解决案例,可没有一个理想的。我的指尖无意识地轻击着键盘。突然,窗外远处一朵烟花划破夜空,显得非常耀眼,我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塔吊聂立工地轮廓在夜色里模糊成一片,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像困在泥沼里的星子。
下午在施工现场的围堵画面依然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村民们举着合同材料围上来时,我闻到的不仅是泥土味,还有攒了许久的火气。“我们的地,凭什么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把我们当不当成土地的主人了?”带头的老汉脖子上青筋暴起,唾沫星子溅在他刚熨好的衬衫上。当时彭宏悄悄的对我说,“不然,刘总您先回避下,看架势他们怀疑你们开发商给的价格低了”。
这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老婆打过来的。这几天,儿子感冒在家休息没有上学,她怕我担心,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给我说一下儿子的情况。他深吸口气,按了拒接,回了条语音:“正在开会。儿子没事吧。”电话那头很快回了个“好多了,注意休息”,我之所以没接电话,是因为我此刻担心工程停工没心情说其他的事。
我又回到办公桌前,翻施工方案。纸页上的钢筋型号、混凝土配比突然变得陌生,脑海里反复闪回村民们的脸——有老汉的怒,有妇女的愁,还有躲在大人身后的孩子,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我真恨不得把这中间弄走老百姓血汗钱的蛀虫揪出来,千刀万剐。虽然这件事靳总出面,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大责任,让老板操心了。
第二天,听说调查组连夜核查账目,顺着一笔笔被巧立名目的“协调费”“管理费”查下去,线索最终指向了村里——村书记和村主任竟联手做了手脚,把部分拆迁款揣进了自己腰包。调查结果一出来,开发区纪委的同志和公安干警组成联合办案组,径首来到村书记和村主任家,把两人带走。
工地大门前的障碍物被清理重新打开时,施工的人们高兴的拥进工地,又开始繁忙的干活挣钱了。我看着恢复施工的场景,心里清楚,这场追责不仅挽回了村民的损失,更守住了大家对公平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