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操场还没来得及铺水泥,孩子们踩出的泥辙里积着昨夜的雨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灯明蹲在旗杆下,看着小花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小人,女孩的辫子上还沾着蒲公英的绒毛——这是她被解救后的第三个月,脸上的冻疮刚好,露出的皮肤透着健康的粉。
“这是周爷爷,这是刘畅姐。”小花指着泥地上的小人,突然在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圈,“这是坏人,被我们用石头砸跑了。”她捡起块鹅卵石,用力砸向圆圈,泥水溅在裤腿上,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灯明的喉结动了动。上周在互助会,小花第一次说起被拐的经历:人贩子用糖骗她上车时,她偷偷把妈妈缝在衣角的布片塞进了路边的石缝——那片绣着小花名字的棉布,后来成了警方追踪的关键线索。“你做得对。”他摸了摸女孩的头,掌心触到她后脑勺的疤痕,那是被人贩子打的,“以后再遇到陌生人,就像现在这样,记着留个记号。”
教室的木门被推开,安欣坐着轮椅出来,腿上放着本磨破了角的笔记本。“该上课啦。”她摇着轮椅穿过操场,轮椅碾过泥地的声音像在打节拍,“今天教大家认‘危险信号’——比如有人突然给你买新衣服,却不肯告诉你爸妈;比如带你去偏僻的地方,说有好玩的。”
孩子们围着她坐成一圈,小脸上满是认真。安欣翻开笔记本,里面贴着从老周那里抄来的“防拐口诀”,配着她画的插画:穿黑衣服的人贩子被画成了大灰狼,手里的糖罐里藏着锁链;警察叔叔则戴着星星徽章,身后跟着会咬坏人的小狗。
“我爸爸就是被大灰狼骗走的。”后排的小男孩突然开口,他爸爸是王彪的同乡,被林敬东的人威胁着运过基因样本,后来在冲突中死了。男孩从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装着片晒干的柳叶:“爸爸说,遇到危险就把这个放在显眼的地方,他的朋友会看懂。”
安欣的笔尖顿了顿,在笔记本上画下片柳叶:“这是很好的暗号。就像我们村的张奶奶,她要是看到谁家烟囱冒烟的时间不对,就知道可能出事了——比如平时傍晚生火,突然大中午就冒烟,那是在求救。”
孩子们的眼睛亮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起村里的“暗号”:李大叔家的狗平时不叫,对着陌生人狂吠就是提醒;王婶总在门口挂玉米,挂三串是“家里来客人”,挂一串就是“需要帮忙”。安欣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突然发现,泥土里藏着的智慧,比任何防拐手册都管用。
下午,灯明带着联防队的村民来做演练。他让老周的徒弟小张扮演人贩子,假装用玩具车骗孩子们跟他走。刚走出村口,就被放牛的大爷拦住了:“这娃面生得很,是哪来的?”小张说不出大爷家的牛有几头,被当场“拿下”时,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就是老周说的‘查来路’。”灯明对孩子们说,“陌生人记不住村里的小事,就像狐狸尾巴藏不住。”他指着远处的山坳,“那里有片松树林,要是真被人带走,就往松树最密的地方跑,树皮上能留下划痕,我们跟着记号就能找到你们。”
小花突然举起手:“我知道!被拐的时候,我在火车上用指甲划窗户,后来警察叔叔就是顺着划痕找到我的。”她拉起袖子,小臂上还有道浅浅的疤,“有点疼,但比见不到妈妈强。”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时,安欣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了棵“平安树”。每个孩子的名字都被写在树叶上,旁边贴着他们自己设计的“求救信号”:有的画了个流泪的笑脸,有的画了只断翅的蝴蝶,还有的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救命”。
“这棵树会一首在这里。”安欣摸着树干的轮廓,“要是忘了暗号,就来看看它。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有人在找你,就像树会等着叶子回到土里。”
离村时,灯明在互助会的公告栏上贴了张新通知:招募村民当“安全观察员”,负责记录村里的异常情况。落款处画着个小小的泥土手印,是安欣和孩子们一起按的。公告栏前,几个老人正凑在一起讨论:“我看可以加一条,外来的货车要是在半夜卸货,就得去瞅瞅。”“还有那些背着大包的,问他要去哪,支支吾吾的就报给灯明。”
车开出很远,灯明回头望去,村小的烟囱正冒着烟,平安树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只张开的大手,温柔地护着那些在泥土里扎根的生命。他突然想起安欣的话:“课堂不一定在教室里,有时候在田埂上,在灶台边,在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过日子的道理里。”
几天后,县公安局收到了村小寄来的包裹,里面是孩子们画的“防拐地图”:哪里有隐蔽的山洞,哪里的河边能留下脚印,哪里的村民家可以求救,都标得清清楚楚。地图背面,安欣写着:“泥土会记得走过的路,就像我们会记得要保护谁。”
灯明把地图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旁边是老周的第七本笔记本。风吹过窗户,地图的边角轻轻翻动,像在诉说那些藏在泥土里的秘密——关于守护,关于成长,关于每个平凡人用自己的方式,为孩子们撑起的那片不被打扰的天空。而那间泥土里的课堂,还在每天开课,教着比课本更重要的事:如何在风雨里站稳脚跟,如何在黑暗里找到光亮,如何让每个名字,都被世界好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