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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非典之年（第2页）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同年12月13日，萨达姆在伊拉克提克里特附近被美军抓获。2006年11月5日，萨达姆因“杜贾尔村屠杀案”被伊拉克高等法庭判处死刑，12月30日被执行绞刑。

海湾战争，又称第一次海湾战争，是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核心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主导下，以“领土纠纷”和“债务问题”为由，全面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宣布将其吞并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均被伊拉克拒绝。

第一次海湾战争主要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1、军事部署阶段（1990年8月-1991年1月）：美国迅速牵头组建多国部队（包含英、法、沙特、埃及等34个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地区集结兵力，实施“沙漠盾牌”行动，防备伊拉克进一步扩张。

2、空袭阶段（1991年1月17日-2月23日）：多国部队发起“沙漠风暴”行动，对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设施（机场、导弹基地、指挥中心）、通讯系统及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驻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瘫痪伊拉克主要作战能力。

3、地面进攻阶段（1991年2月24日-2月28日）：多国部队发起“沙漠军刀”地面攻势，从沙特、科威特边境及海上多路推进，迅速突破伊拉克防线，仅用100小时便重创伊拉克陆军，收复科威特全境。

1991年2月28日，伊拉克宣布接受联合国决议开始停火，多国部队停止进攻，战争正式结束。伊拉克战败，被迫从科威特撤军，军队伤亡约10万人，装备损失惨重；多国部队仅伤亡数千人，以极小代价达成战略目标。

这场战争确立了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主导”地位，验证了现代化高技术战争的作战模式；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伊拉克实施长期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深刻影响伊拉克后续局势；同时也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埋下伏笔。

2003年伊拉克战争，又称“第二次海湾战争”，是2003年3月至2011年12月，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核心目的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其首接导火索是美国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被证实无实质证据）。

核心背景其一是美国的战略动因：“9·11”事件后，美国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以“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义，推动对伊军事行动，同时试图通过控制伊拉克重塑中东地缘格局、保障能源安全。

背景其二是国际社会分歧：联合国未通过授权对伊动武的决议，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明确反对军事干预，联军主要由美、英及少数盟友组成，行动存在显著争议。

2003年3月20日，联军发起“震慑”行动，以空袭和地面推进结合的方式快速突破伊拉克防线；4月9日，美军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垮台；5月1日，美国宣布“主要作战行动结束”。

联军占领期间，伊拉克陷入教派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反美武装袭击的混乱局面，平民伤亡和联军伤亡持续增加；美国试图推动伊拉克“民主化”，但未能有效稳定局势；2011年12月18日，美军正式从伊拉克撤军，战争基本结束。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2006年萨达姆因“杜贾尔村屠杀案”被执行绞刑；伊拉克成立新政府，但长期面临政局不稳、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

战争导致伊拉克数十万平民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因战争消耗巨额国力（耗资超万亿美元），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单边主义”干预模式也遭到广泛批评。

战后核查显示，伊拉克并不存在美国战前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始终存在国际争议。

两场海湾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彻底颠覆了传统战争形态，核心影响是推动世界战争从“机械化”全面迈向“高技术化、信息化”新阶段，为后续全球军事变革和战争模式设定了基本框架。

其具体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确立“高技术武器”的核心作战地位：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如“战斧”巡航导弹）、隐形战机（如F-117）、预警机等首次大规模实战应用，仅占弹药总量7%的精确制导武器，却摧毁了伊拉克80%以上的重要目标。这打破了“火力覆盖、兵力碾压”的传统逻辑，证明“精准打击、高效毁伤”可首接决定战局，倒逼各国将高技术武器研发列为军事建设核心。

2、构建“信息化联合作战”新体系：多国部队通过卫星通信、电子战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实现了陆、海、空、天多军种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作战——空袭阶段瘫痪伊拉克指挥通信，地面战阶段快速穿插包围，仅用100小时结束地面战斗。这种“信息主导、多军联动”的模式，取代了传统单一军种作战，成为现代战争的标配。

3、重塑“战争成本与效益”的评估逻辑：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以仅数千人的伤亡（含非战斗减员），击溃伊拉克百万大军，颠覆了“伤亡惨重、持久战”的传统战争印象。这让各国意识到，通过高技术提升“作战效能”，可大幅降低自身伤亡、缩短战争周期，进而重新定义了现代战争的“性价比”，推动全球军事战略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型。

中国从两次海湾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核心是深化了对现代战争形态、国家战略安全及军队建设方向的认知，推动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转型，同时强化了和平发展与多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1。军事层面：推动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

认知现代战争本质：首次首观认识到“信息化战争”的颠覆性，即战争不再是传统兵力、火力的简单对抗，而是以电子战、信息战、精确打击、联合作战为核心的体系对抗（如1991年美军“沙漠风暴”行动中，电子压制与精确制导武器的高效运用）。

加速军事改革：明确军队建设需从“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能型”，重点发展信息化装备（如指挥信息系统、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同时改革编制体制，强化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推动国防工业体系向高技术领域升级。

2。安全战略：重构国家安全观，重视“非传统安全”与战略主动权

强化“综合安全观”：意识到国家安全不仅是领土主权安全，还包括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领域（两次战争均与石油资源相关，凸显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重视战略自主与防御能力：明确“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内涵，强调需具备应对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同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地区冲突，通过提升自身国防实力维护战略主动权，而非依赖外部安全保障。

3。外交与国际秩序：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

坚定支持多边外交：两次战争中，中国均主张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框架解决争端，反对未经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未获联合国授权），进一步确立了“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

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意识到需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参与多边机制（如联合国、上合组织等）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4。经济与科技：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保障战略资源安全

推动科技与国防融合：认识到高技术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支撑。

保障能源与供应链安全：针对海湾地区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中国加快能源进口多元化（如拓展中亚、俄罗斯、非洲等能源来源），同时加强战略石油储备，降低单一地区冲突对国内经济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