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薇的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这是直击她软肋的问题。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瑾。
苏瑾的目光依旧沉静,对她轻轻点了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鼓励。
凌薇深吸一口气,再抬起头时,眼神依旧清明而坚定。她没有回避问题,而是选择了直面。
“法官大人,我承认,过去的经历确实对我造成了创伤。”她的声音平稳,甚至带上了一丝坦诚,“任何人在经历过恐吓和骚扰后,都很难完全忘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判断失真,更不意味着我会因此罔顾法律。”
她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律师:“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暴力的威胁,我才比任何人都更敬畏法律,更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而不是诉诸私力报复。我的所有行为,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经得起任何检验。对方律师试图用‘心理状态’来模糊焦点,质疑程序的正当性,这才是对法律精神的真正亵渎!”
她的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认了创伤的真实性(这反而增加了她的可信度),又坚决地将个人情绪与法律行为区分开来,牢牢守住了立场。
对方律师一时语塞。
就在这时,凌薇的律师团队向法庭申请传唤一位专家证人——正是苏瑾。
这个安排是凌薇和苏瑾共同商定的。与其让对方不断纠缠“心理问题”,不如主动出击,由专业人士进行阐释和定性。
苏瑾站起身,走向证人席。她步伐平稳,气质从容,专业的姿态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她宣誓完毕,目光平静地看向法官和陪审团。
凌薇的律师开始提问:“苏瑾女士,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疗愈师,你是否接触过来自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
“是的,很多。”
“根据你的专业评估,持续的、恶意的骚扰和恐吓行为,是否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类似PTSD的心理影响?”
“完全可能。”苏瑾的声音清晰而专业,“尤其是当受害人感知到切实存在的、持续性的威胁时,会出现高度警觉、焦虑、过度反应等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而非‘反应过度’或‘判断失真’。”
“那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受害人寻求法律保护、甚至采取比常人更严格的防护措施,是否是合理且必要的?”
“是的。这恰恰是受害人试图重建安全感和控制感的积极努力。法律是其最正当、最有效的求助途径。”
苏瑾的回答,从专业角度彻底瓦解了对方“反应过度”的指控,并将凌薇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遭受创伤后的积极应对”。
对方律师试图在交叉质询时质疑苏瑾的专业性和与凌薇的私人关系,但苏瑾早有准备,她的回答严谨、客观,引用的都是公认的心理学理论,并且坦然承认了与凌薇的关系,但强调:“我的专业结论基于公认的心理学原理和本案呈现的事实,与我的私人关系无关。如果对方有异议,可以申请其他独立专家进行复核。”
她的坦然和专业,赢得了陪审团不少认同的目光。
最终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法官最终敲下法槌,宣布休庭,择日宣判时,所有人都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虚脱。
凌薇走出被告席,脚步有些虚浮。苏瑾立刻上前,扶住了她的手臂。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疲惫,但也看到了如释重负的平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心理与法律的双重博弈。
结果如何,已非她们能完全掌控。
但无论如何,她们并肩战斗了。
这就足够了。
阳光透过法院高大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们紧紧相依的身影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风暴似乎暂时过去,而未来,正等待着一个最终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