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徽三十年的二月底,大岳朝堂上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阁相容九淋的倒台。
两年前的盗银案重启卷宗,补充证据,将容九淋也判定为主谋。今年的刺驾案,他是蛊惑皇子的教唆犯。巫蛊案中,他更是豢养方士、布置法器,以厌胜之术诅咒君王,大逆不道,当诛九族。
叶阳辞亲手所书的判词一出,满朝文武震惊不已。
震惊过后,是对局势变天的隐隐恐惧。恐惧之下,人人都想说些什么,为自己鼓气、撇清、牟利、趁机报复,以及重新站队。
按理说本该是一片喧嚣的场面,朝堂上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户部不敢说话。去年刚上任的尚书又被延徽帝罢免了,内廷有消息流出,新任尚书的人选,圣上属意叶阳辞。无论是不是,他们这一部都是城门失火的重灾区,主官三年两换,属官们也朝不保夕,还是闭嘴的好。
吏部更不敢说话。连尚书兼阁相都被诛了九族,旌旗砍倒,党羽被拔,吏部哀鸿遍野,此时谁为容九淋发声,谁就是附逆。
兵部尚书不说话,麾下也随之沉默是金。因着谈家上位的左侍郎周郁观,以为自己这下终于有了当意见领袖的机会,却被尚书程重山一指头摁下:大战方息,各卫损兵折将,亟待休养,而户部拖欠的粮饷尚未到位。周侍郎这么急着出风头,是想得罪新任户部尚书,自己去筹钱发将士抚恤金?还是希望触怒陛下,连带着厌恶疏远谈家?周郁观当即不敢再上蹿下跳。
礼部不说话是怕殃及池鱼。他们除了掌管国家五礼、科举、邦交,也负责管理宗教。大岳律规定,除佛教、道教、罗马公教、回回教,其余皆为必须取缔的邪教。而京城天子脚下,竟查出方术之士横流,大行厌胜,将相府也做了巫巢,礼部如何没有疏忽职守之罪?现下叶阳辞的判词不提他们,陛下也似忽略了一般,他们不心怀庆幸,难道还上赶着找骂?
刑部有一肚子的牢骚想发。但这三个案子,无不是事关国运的重案,他们一个也没接手,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不被延徽帝信任。在其位,不被授其职,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活多活重时,心里固然骂骂咧咧,但这种骂是有底气的牢骚;而被架空时的心生抱怨,就很难说得清是抱怨还是恐慌了。思来想去,刑部尚书卓炼决定多观望,少开口。
工部不说话。地位本就是六部最低的一个,尚书与侍郎还有些分量,侍郎以下全无存在感,甚至背后被冠以“营造贱役”之污名。拿一样的俸禄,顶着最多的白眼,干最杂的活儿,谁愿意多生事端?
要说平日里最会生事端的,便是言官了。
刺驾案与巫蛊案的审理,完全避开了大理寺与御史台,按理说这长长的一卷判词出来,他们得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审判,鸡蛋里也要挑骨头的。
但“大司宪”东方凌,这位身材瘦小、强项又诙谐的御史大夫只说了一句话:叶阳辞是个好小子。
“大司寇”大理寺卿齐珉术更简洁,只撂下一个词:法不阿贵。
于是言官们也熄了火。
整个朝堂万马齐喑足足一整日,终于陆陆续续发出鸣赞之声,颂陛下圣明,赞叶阳学士睿略,骂曾经万人之上的阁相十恶不赦。
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从来互相倚恃,又互相限制。
在这一场斗争中,士大夫们似乎意识到,他们与皇帝博弈的底气在科举上升、在礼教制度、在舆场清誉、在家族资源,若以上四项皆不占上风,那么皇帝完全可以借着律法与道义的两把屠刀,将他们一个一个斩落马背。
而如今这把刀,正操在异军突起的叶阳辞手上。
更可怕的是,叶阳辞没有短板,无论出身、资历、功绩、才能、口碑……都无懈可击。
只除了与奉宸卫萧珩的风流韵事。
但私情不上台面。它上不了台,也就意味着旁人在台上也说不得,说了自己同样不体面。两个单身汉,又无妻族利益争端,旁人除了私下嚼嚼舌根,还真成不了什么攻击利器。
正因如此,第二件大事——叶阳辞被一纸圣旨擢升为户部尚书,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是相当克制了。
你看,他就升个“地官”,都没去争“天官”,更不攀一人之下的麟阁相位。况且平心而论,谁能比“万家生钱叶阳辞”,更适合担任户部尚书?
无人异议。
与前年延徽帝示意宁却尘举荐叶阳辞为户部尚书时,整个朝堂的物议沸腾、竞相攻讦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