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那充斥着**与权力交易的画面,如同最锋利的刀刃,不仅切割着我的神经,也成了我斩向敌人的武器。
我没有丝毫犹豫,将偷拍到的、王公子与母亲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视频,匿名但通过特殊渠道,精准地递交到了上海市警察局和纪委的案头。
风暴瞬间掀起。
王公子平日的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早已树敌无数。
这些证据如同投入干柴的烈火,他过往得罪过的各方势力立刻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饿虎,在全城乃至全国范围内对他展开了迅猛的抓捕。
国际红色通缉令也随之发出,他的银行账户、名下资产被迅速冻结,曾经纸醉金迷的生活瞬间化为泡影。
最终,他只能依靠一个边境蛇头的关系,如同丧家之犬般仓皇逃往缅甸北部,据说后来沦落到在那片法外之地,靠着经营电信网络诈骗的肮脏生意苟延残喘。
另一边,我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坚定的意志,成功通过了层层选拔,获得了宝贵的中央选调生资格。
在这个国家亟需大量优秀年轻干部的时代,留在上海、北京,或者至少留在长三角的繁华都市,对我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的机会。
但我已经被上海这座充满了扭曲欲望、虚伪交易和不堪回忆的“花花世界”彻底伤透了,也看怕了。
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太多肮脏与不堪。
我渴望一片更为纯粹、或许也能让我真正施展抱负的土壤。
于是,我主动找到了我的恩师周教授,以及负责选调生分配的徐主任,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申请:我自愿放弃留在发达地区的机会,请求回到我那位于中部、经济相对贫穷落后的故乡去工作,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这在一个几乎所有优秀毕业生都拼命想挤进一线城市的年代,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几位领导都感到十分惊讶和好奇。
尤其是周教授,他视我如子侄,他的子女均在海外创业,他在学术圈和政界的深厚人脉正愁无人继承,一直希望我能留在身边,继承他的衣钵。
他起初十分不解,甚至有些生气。
但当我坦诚地向他阐述了我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以及希望用所学知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坚定决心后,这位睿智的老人沉默了。
他看到了我眼中不容置疑的真诚与理想主义的光芒。
最终,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眼中带着复杂的情绪——有惋惜,有不解,但更多的,是深深的赞许和支持:“维民,人各有志。你有这份心,很好!去吧,老师支持你!记住,无论到哪里,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培养!”
人事部的徐主任更是深受触动,他亲自找我谈话,明确表态:“苏维民同志,你的选择令人敬佩!回到临江县后,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找我!组织上会尽力为你提供支持,希望你能在基层干出一番事业!”
最终,任命文件正式下发。结果再次出乎许多人意料——我被直接任命为临江县的助理县委常委,兼任县矿业局技术副局长。
这在整个选调生分配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通常,选调生初入地方,多是担任镇长助理或县局副职,直接进入县委常委班子(即使是助理常委,也意味着参与核心决策层)并兼任实权部门副职的情况,凤毛麟角。
这既是对我能力和选择的肯定,也隐隐包含了高层希望我能在家乡有所作为的深切期望。
我拿着那份沉甸甸的任命文件,知道一段全新的、充满挑战却也孕育着真正希望的人生篇章,即将在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展开。
而上海的一切,包括那个让我爱恨交织的母亲江曼殊,似乎都即将被埋藏在记忆的深处。
尘埃落定,前程似锦的画卷已在眼前展开,但心头却仿佛压着一块巨石。
我独自漫步在黄浦江畔,外滩的灯火璀璨依旧,倒映在漆黑的江面上,浮光跃金,却照不亮我内心的阴霾与决绝。
江风带着湿冷的寒意,吹拂着我发烫的额头,也让我混乱的思绪逐渐清晰、冰冷。
我深知,与母亲江曼殊那种扭曲、不伦不类的关系,就像一颗深埋在我未来仕途下的地雷,不知何时就会被引爆,将我所有的努力和抱负炸得粉碎。
我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即使这个人是我的母亲,是那个我曾扭曲地依恋过、也曾发誓要“独占”的女人。
为了我的未来,我必须亲手剪断这最后、也是最纠缠的枷锁。
下定决心后,我回到了那个承载了太多混乱记忆的“家”。
客厅里,妈妈江曼殊正慵懒地靠在沙发上,穿着一件丝质睡袍,领口松散,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和若隐若现的**曲线。
她似乎心情不错,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手指间夹着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烟雾袅袅,模糊了她美艳而略带风尘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