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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徐达的全新舞台（第1页）

第160章徐达的全新舞台

石山这番宏论，令施耐庵肃然起敬之余，心中的疑惑却更深了。

“弥合南北裂痕，凝聚华夏共识”——此诚然是关乎社稷的千年大计，可这又与自己写小说的营生，究竟有何瓜葛？

说到底，小说终究是末流小道，往日只因满腹才学无处施展，才以此事消磨时光。

得知周闻道等人来自红旗营，施耐庵便义无反顾地赶到濠州觐见石元帅，胸中熊熊燃烧的是辅佐明主、襄赞霸业的宏图壮志！是渴望着在争鼎天下的烽火硝烟中，建下不世功勋！

时不我待，如何能继续沉沦，将宝贵的精力消磨在小说小道中？念及此处，施耐庵忍不住再次向石山陈情，道：

“昔年始皇帝横扫六合，并吞八荒，方得推行车同轨、书同文之制。待元帅廓清寰宇，定鼎中原，手握大义名分，再以数十年之功悉心治理，何愁不能消弭南北分歧，拔除胡元遗毒？”

石山心中暗叹，拔除遗毒，哪有这么容易？

统一天下，本就是统合、平衡各方利益集团的过程。待到那时，所谓的“大义名分”，表面上归于皇帝，实则早已被开国勋贵的利益藩篱牢牢锁住，怎么可能轻易跳脱出来，推行真正的革新？

王莽前车之鉴，石山自然不可能与天下为敌，可也不想再走历史上大明的老路，必须在打天下过程中就有所革新。见施耐庵仍执着于其人并不擅长的疆场杀伐、开国建制这等“军国重事”，不得不当头棒喝：

“非也！正因始皇帝是待天下一统之后，方才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已然太迟。且其统合人心、凝聚共识的手段，过于简单粗暴，方酿成二世而亡的大祸。

我等后来者，既知前车倾覆之鉴，又岂能重蹈覆辙？！”

若只是书斋清谈，石山这番言论自然难以尽服他人。但他身为上位者，掌握话语主动权，岂容施耐庵出言辩驳？只见其人语锋一转，直指核心，道：

“神州先贤以‘华夷之辩’定内外、别华夷。然辽、金两朝奴役汉民数百载，更有蒙元窃据神器，玷污山河，却有那等软骨儒生，擅改华夷大义，自毁我汉家精神根基。

驱除鞑虏，再造神州，一统六合，不过万里征程第一步，石某有自信能完成这个任务。

革除这数百年南北割裂、异族统治的沉疴积弊，重新凝聚我华夏万民之心志，铸就子孙后代自强不息的魂魄，使异族永无再主中原的机会——方是吾辈终极所求。

夫子大才，正在此处，恳请助我！”

石山这一顶“铸就华夏魂魄”的千钧高帽扣下来，施耐庵顿觉胸中一股豪气激荡，方才知道石元帅所图，果真是超越王朝兴替的千秋伟业。

施耐庵学识渊博，知道“华”“夏”二字，上古本相通，“诸夏”即“诸华”。

合用“华夏”，则首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夷之辩兴起后，“华”“夏”更添新义：服章华美谓之华，礼仪昌盛谓之夏。

简而言之，便是以衣冠礼乐为凭，区分华夷，构建华夏万民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予了儒家崇高的政治地位，相应的，儒家也要承担起教化万民、明辨华夷的社稷之责。

之前历朝历代，此道虽不完善，尚能勉强维系。

但蒙元入主，一统宇内，疆域之广更胜前朝，竟还坐稳了江山，营造出“盛世”假象，这“华夷之辩”，又该如何辩下去？

这自然难不倒那些“识时务”的儒生，很快便有人炮制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歪理邪说，自掘华夏之根。

此学说迎合了蒙元统治者奴役汉人，稳定中原的需要，在元廷的刻意推动下，逐渐成为主流。

正因有此邪说为凭，大元境内的所谓“知识精英”，才能心安理得地匍匐于异族脚下。当初刘兴葛面对石山“华夷之辩”的诘问，不也毫无愧色地答以“夷夏之防，在德不在血”么？

新朝鼎立之后，必然要重定典章，涤荡胡元秽政。

华夷之辩必被重新推上风口浪尖，若能借此契机，重新解构儒学，甚至有可能再筑儒学千年根基……这功业，岂不比辅佐明主开疆拓土更为深远？！

可惜！

施耐庵虽然自恃学识渊博，才学出众，却深知自己并不是什么开宗立派的经学巨擘。此等重任，他虽然眼红心热，却实在是力有不逮。

其人犹豫片刻，面露难色，拱手道：

“在下不过略通文墨，于经义一道造诣浅薄。元帅欲以此千古重任相托，恐……恐是所托非人了。”

见施耐庵误认为自己要他立说跟天下儒生辩经，石山心中却哂笑：打天下的当口，辩什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