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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革积弊屠刀须利（第3页）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而眼下红旗营正处于急速扩张期，扩军备战却需要实实在在的钱财投入。

石山给他描绘发展工商的蓝图再美好，目前军费开支的大头，依然来自于对李氏这类“咎由自取”的顽固势力的无情清算，这是维系红旗营这架战争机器运转的命脉所系。

周昶本就因献城后权力被大幅压缩，面对全新陌生的行政体系而感到郁闷和力不从心。

长子周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竟敢为那罪证确凿的李氏求情，甚至说出“保不住姻亲故旧就失了根基”这等可能将整个周氏拖入深渊的话来。

这无异于在周昶焦虑的心口又狠狠浇了一瓢热油，他如何能不怒？

但抛开这些军政变革和家族隐忧，周昶也不得不承认红旗营军纪确实严明。

若不是接管庐江后加强了街巷巡逻，一般人甚至很难感受到红旗营的存在。

大军无论训练还是休整，平日基本都待在营中，出营后也有随征的绣衣营将士监管，原庐江军也在接受营中接受整训，不许出营。

战后，庐江的市面不仅没有萧条，反而因为清除了蒙古权贵和恶霸地痞的盘剥，秩序为之一靖，呈现出一种战乱年代罕见的平和景象。

石元帅本人也仅在破城当天召集庐江旧官进行了一次训话，了解本地情况，申明政策纪律，此后便一头扎进军政要务之中。

即便推行如免捐、整编、吏治等触及根本的变革，也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故意折辱旧官来宣示权威，更无胜利者的骄横跋扈。这份务实和克制，让周昶暗暗心折，确信此人确为干大事的雄主。

当然，红旗营毕竟是志在改朝换代的势力，革旧鼎新必然会杀得人头滚滚。

破城后，对蒙古、色目贵人及其走狗的清算丝毫未曾手软，对民怨极大者的罪证搜集也一点没少，让庐江剩下的官绅大户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百姓近乎狂热的情绪。

免除苛捐杂税让他们卸下千斤重担，清算往日骑在头上的蒙古贵人和贪官劣绅，更是让他们拍手称快，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朝廷、大元等词汇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元帅、红旗营等词汇。

周昶在人前依然是受人敬重的大老爷，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旧时代已经轰然倒塌，再也回不来了，而他周家正站在新旧交替的漩涡边缘，进则公侯有望，退则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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